1853年，时年30岁，正在京城为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投笔从戎，回到家乡安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团练。但五年下来，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李鸿章却屡受挫败，不能不顿生“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无奈之中，他经人介绍加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的私人幕僚。正是在曾氏幕府，他的才干深得曾国藩赏识，终于在1861年底受曾氏之命回乡组建“淮军”，保卫上海。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谁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保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大臣。组建淮军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力量；1862年春夏，又是在曾氏的举荐下，他出任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从曾国藩的私人幕僚而一跃为清政府的一方大员，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三年后，他就升任两江总督，其管辖之区为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是清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处。任职两江总督不过五年，他又被任命为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旋即兼任北洋通商大臣，从“地方官”实际参与中央政府外交决策，甚至渐渐“喧宾夺主”，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湘军？淮军？军事近代化的起点

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是以湘军为蓝本，但由于他身处“华洋杂处”的上海，几乎日日与“洋兵洋将”打交道，对西方近代化武器的认识越来越直观，也越来越深刻，不久之后，便在许多方面开始更多地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武器，甚至用西法操练淮军。

在具体主持“华洋会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决定“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在1862年4月他抵达上海不久，初次看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就让他眼界大开，叹为观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感叹亲眼看到英法军队“防卫”上海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形：“洋兵数千，枪炮并发，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他认为要镇压太平军也“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于是决心“讲求洋器”，积极设法尽可能以西式武器武装淮军。

但当时“讲求洋器”仍是骇人之举，要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遇到了巨大阻力，甚至一贯讲求“变通”“致用”，并不保守的曾国藩由于此时对“洋枪火炮”的认识有限，也对李的做法不以为然，去信劝阻，认为带兵治军在“人”而不在“器”。由此，可见所遇阻力之强大。对此，李鸿章在复信中一方面对“师门”表示尊重，承认“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另一方面又表示“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他还以“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说明洋枪洋炮的厉害，然后向曾表明心迹：“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可见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比曾国藩更为坚决。

李鸿章此时以西法治淮军的具体步骤是先购买外国枪炮，虽然经费紧张却不惜重金、想方设法求购较为先进的武器。1862年6月，他的部将程学启组建了一支有百余支来复枪的洋枪队，到当年9月淮军各营就有来复枪一万余支。到1863年5月，随着淮军的急剧扩张，竟有来复枪一万支以上，并有许多门能发射26磅炮弹的大炮。为了让官兵尽快学会操作先进武器，他还高薪聘请一些外国军官到淮军教习，教演使用洋枪洋炮。除了用西式武器装备淮军，他还聘请外国军官按“西法”操练军队，一些口令都按音译成中文，如“前进”就按英语“forward march”音译成“发威马齐”。

引进近代化武器，自然而然会导致军制的近代化。淮军本来是以湘军为师，但不久就以外国雇佣兵“常胜军”为师，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在现代兵器装备和现代军事训练方面迅速超过湘军。在中国军队近代化的道路上，淮军引进西方武器、以西法操练，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转型应以曾国藩的湘军最先使用近代武器为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仅使用近代武器并不能成为军事近代化标志，军事近代化标志是不仅使用近代武器，更重要的是近代化军事训练、编制。以此为标志，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起点是李鸿章的淮军，虽然这种改变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未完成，但毕竟是起点。总之，无论是湘是淮，李鸿章无疑都是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人物。

引进洋枪洋炮之后，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造枪造炮，引进大机器生产。然而，造轮船、架电线、修铁路、开煤矿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

在反对声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难以施行。在这种强大的阻力面前，想将大机器引入中国者，不仅要有相当的权力，还要有谋略与韧性。曾、左、李，皆是此等人物。李鸿章引进电报，从提出到得到朝廷批准，用了十二年；修建铁路，从提出到朝廷批准，足足用了十七年。

艰难的“师夷”历程，抵制中前行

近代大机器生产的引进、近代通讯与交通的兴起，为中国随后的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还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知识基础，这是中国知识的光谱开始发生重要的、现代性转型的必要基础。

近代中国要“师夷长技”，引进现代机器、铁路、通讯等设施，自然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培养这方面人才。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是至高无上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

要洋务自强就无法避免这类知识，所以李鸿章等洋务派办的学校、翻译馆开始教授、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李鸿章参与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了大量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著作，对新知识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新知识，当时笼统地称之为“西学”。洋务派曾经想让声光电化等“西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遭到强烈抵制而未成功。

甲午战争后，惨败于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国人所轻视的蕞尔小国，使国人大受刺激，读书人开始普遍讲求来自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开始向日本那样讲求西学，社会风气有较大变化。各地读书人纷纷组织各种学会，探讨来自西方的各种新知，从政治、法律到声光电化各学科。

新知识的传播已无法阻拦。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知识从“西学”到“新学”或“通艺”，再到后来的“科学”这种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从开始仅认其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西学”，最终十分被动地承认它为一种“普适性知识”——“新学”“通艺”，再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此后，外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知识谱系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已经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知识，并且被提到“科教兴国”的高度。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的破冰之功，不可磨灭。

《悲情宰相：李鸿章传》新星出版社

1901年11月初，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全权代表与占领都城北京的“八国”谈判、签订完《辛丑条约》即遽尔长逝。两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写出《李鸿章传》，这是第一本李鸿章传记。此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诚如梁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同时梁启超还发出慨叹：虽然李鸿章“负谤于中国甚矣”，他却不随流俗成见，而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昔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结论与喟叹。他希望，若李鸿章地下有知，能“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