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两位民国大咖挽联差别大啊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学者认为。

还有人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难写，写历史难，这是千古公认的事情。尤其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那更是如履薄冰，稍有不甚，可能就会有危险。

那些如记流水账式表扬成绩的写史者，只不过是文字的堆集罢了，是毫无意义的。

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坏蛋为何害怕孔夫子编著春秋呢？

不外乎他们害怕自己在史书上遗臭万年。所以在古代，史官是十分重要的，对其人品与德性要求甚严。

春秋战国时期，某国君连杀三个史官，都无法阻止事情的真相，到了汉代，司马迁受宫刑也要秉笔史册。

历史就应该真实，虚构或者歪曲的历史，是毫无意义的。

民间有句俗话叫“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只有等人死后，方能对其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否则，难保不会像诗人所形容得那样：“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中庸之道的国人，对死者也多半采取宽容太度，只要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能原谅也就原谅了。

比如一代枭雄戴笠，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国共两党都对他极为看重，老蒋自不必多说了，我们的周公曾说：“倘若戴笠不死，解放的步伐可能要推迟几十年”。

这是很有可能的。1946年，戴笠坠机死亡，老蒋嘱咐陈立夫隆重举办追悼会，并示意弄几幅名人的挽联来悼念。

后来，乘名流聚会之时，陈立夫提出送挽联的事，要知道像戴笠这样的人，你倘若奉承，必为智者所不齿；可不吹捧，又会招之祸端。

许多人互相推诿之后，推章士钊来写。章士钊与戴笠熟悉，而且二人都同上海大亨杜月笙私交甚好，于是，章就不再推托，经过思考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万种是非盖棺论；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千秋功罪后人评。

凭心而论，这幅挽联不吹不捧、不卑不亢，把戴笠的一生说得客观公正，也算给各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更为军统枭雄留足了颜面。

老蒋自然也写了挽联，只不过拔高得过火了，没法与章士钊的相比，甚至还不如邵力子的挽联好。

是奸是忠，一生盖棺方论定；

谁是谁非，留得他年后人评。

邵力子这幅挽联，也给戴笠留了口德。

相比之下，那个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家伙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后，就一命呜呼了，他死后，某君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看清楚了，是“六君子”，可不是历史课本上学的“七君子”。

这“六君子”是说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建立的“筹安会”，称“筹安六君子”，公开拥立袁世凯做皇帝。而“二陈汤”则指陈树藩、陈宦和汤芗铭三人，他们先捧袁称帝，大势去后，又争相宣布“独立”，成了袁的“送终药”。

更搞笑的是，一心辅助老袁的杨度，最终也抛弃了他。难怪袁世凯临死前大呼“他误了我！”人疑袁所言“他”即指杨度。

而老袁死后，杨度写下了这么一位有趣的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历史从来就是这么的诡异，尽管如今也有不少文人或学者发表文章或者出版著作为袁大头翻案，说他许多好话，但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史册已定论，是无法再改动得了。

人这一生，难免会犯错，也难免会干过坏事。但诚如先贤所说，一个人干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干一辈子好事。

想想，一个人能干一辈子坏事，也挺难的吧，那得要多丧尽天良、极度疯狂的坏蛋才能干得出的事啊！

唐浩明曾经出版过《杨度传》，被许多评论家吹捧为艺术精品大作，可是，为了所谓的艺术完美就能阉割历史，无视事实吗？

不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文人作家，都应该坚信一条，真实比美更重要！

真正的历史，就应该突显真实，就应该让那些坏蛋恶棍们感到害怕！应该像孔老夫子作春秋那样让乱臣贼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