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的宿命与选择：不舍将覆之舟，负幼帝投海，为大宋王朝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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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春夏之交，临安城礼部贡院门前一派喜气洋洋。科举殿试的登科榜单刚刚公布，又有600多名士子金榜题名，成为新科进士。大家相互恭贺，品味着多年寒窗苦读带来的荣耀，并忙着结识诸位“同年”（同榜及第者，他日极有可能成为自己在政坛的盟友。在党争极为频繁的南宋官场，同年之谊显得尤为“珍贵”）。此时，参与批阅试卷的考官王应麟也在人群中，他饶有兴味地打量着这些他亲手选拔上来的青年才俊。忽然，一位少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少年说道：“我辈当思报国，他日成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今日之金榜题名。”王应麟把那位少年叫到近前来，对他说：“我在阅卷时，看到一个叫文天祥的考生的卷子，印象很深，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听到你的一番话，知你志向远大，不在文天祥之下，真是可喜可贺啊！”

陆秀夫，南宋抗元名臣，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初为李庭芝幕僚，官至礼部侍郎，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这名少年便是陆秀夫。本次科举，他的名次位列二甲第二十七名。他年方19岁，正值人生中最为快意的岁月。及第后，他又得到朝官章琰的赏识，迎娶其侄女章氏夫人为妻，一时间双喜临门。可此时，立国近三百载的宋王朝正在走向其命数的终点，宿命的魔爪正在一片太平的假象中悄悄伸来。25年之后，陆秀夫大概真的成了“天下第一等人物”，只可惜不是以他憧憬的方式。他用“负幼帝投海”这样壮烈而略嫌残忍的一死，为大宋画上历史的句点。

与陆秀夫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千千万万年轻人都注定要在山河破碎的困境中挣扎，拼尽毕生精力，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抗争。

忧惧的少年，想学朱熹而不得

陆秀夫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十月出生于楚州盐城（今江苏省境内），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兄，名唤陆清夫。陆秀夫出生时，他的家乡盐城已非太平之地。南宋后期疆域不断缩小，曾经位于东南腹地的盐城此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边境。蒙古派遣汉将张柔连年对此处进行袭扰，致使民不聊生。此为外患，除此之外还有内忧。据说理宗初年，射阳湖中已有“浮居者数万家”。这些人既是流民，亦是水匪，“家有兵仗，侵掠难制”。为了保证一家老小的安全，陆秀夫3岁时，父母被迫决定举家迁到镇江。自此，陆秀夫一家人才过上了暂时的平静生活。

陆秀夫6岁时入塾读书。很快，他的聪慧和敏捷就得到了为其授业的塾师孟先生的赞赏：“此非凡儿也！”15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乡举，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贡补进入太学的资格。可当时的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虽然成绩优异，但打心底里其实并不热衷科举和功名。在前辈大儒中，他最信服的人是朱熹（这一点从他所撰的《编正孝经勘误跋》中可以看出来。）成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大概是陆秀夫人生最初的理想。倘若未遭逢山河之变，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陆秀夫也许就是《道学传》中的某位大儒，而非为国死难的节烈之臣。这可惜，陆秀夫与朱熹的时代相去近三十年。此三十年间，内政废弛，权臣当道，致使南宋领土不断被蒙古大军蚕食。此时的国家，缺少力挽狂澜的能臣，而非谈经论道的夫子。

陆秀夫大概很早就感知到了家国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如今可读到他在16岁时留下的一首诗作。那时，他正寄居在鹤林寺读书。“岁月未可尽，朝昏屡不眠。山前多古木，床下有残篇。放犊饮溪水，助僧耕禾田。寺门旧断扫，分食愧农贤。”在字里行间，几乎读不到属于年轻人的放荡与洒脱，倒是“古木”“残篇”“朝夕不眠”的种种意象，让人感到诗人对现实深深的忧惧，甚至还有几分老迈的苍凉。可怜雏鸟纵有凌云之志，奈何生于覆巢之下，终不得展翅。

2年后，18岁的陆秀夫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省试，不久又进士及第，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不过金榜题名之后，陆秀夫迟迟没有得到朝廷授予的官职。在其《年谱》中可以看到，陆秀夫20—22岁之间的人生履历几乎是空白的。直到景定元年进入抗元名臣李庭芝的幕府，陆秀夫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报国之路。

得遇最重要的伯乐

在南宋末年诸多名臣中，李庭芝是颇具作战才能和鲜明个性的一位。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家中屋顶长出了灵芝，因此得名李庭芝。抛开无可稽考的奇闻不谈，不妨先来看看他人生中的两个最富戏剧色彩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李庭芝18岁。这一年，一位叫王昱的官员到他的家乡随州任职。李庭芝得知后，找到了他的几位叔伯说：“王昱这个人个性贪婪，平时又不善待下属。他手下的人早就和他貌合神离，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犯上作乱。到时，随州一定会有兵祸。”他的几位叔伯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听从他的建议，举家迁到了德安。结果，不出十天，随州果然发生了兵乱，百姓死伤甚众。而李家全靠李庭芝先知先觉的洞察力才得以保全。

李庭芝在南宋末年诸多名臣中颇具作战才能和鲜明个性，是陆秀夫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伯乐。从景定元年（1260）到咸淳九年（1273），陆秀夫跟随在李庭芝身边，参与击败了李璮的进犯，还在短时间内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扬州进行了重建

第二个片段发生在德祐二年（1276）。这一年正月，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太皇太后谢氏携年仅5岁的宋恭帝降元。而此时，李庭芝尚在竭力镇守扬州城。一日，使者持太后的诏命来，劝他归降。李庭芝登上城楼，答道：“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不久后，又有使者前来，传诏令说：“今吾（指太后）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良臣欲战而主君已降，此言恰恰道出了李庭芝辛酸的处境。而李庭芝的反应则出人意料。他命人朝着前来传达诏令的使者队伍射箭，有一名使者被射杀，其他人遂惊惧而去。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多年后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前所说的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在他二人心中，家国比君主更为珍贵。君王应与臣下共同守护家国，如果君王辱国降敌，那么臣下便也不用再听从的君主的号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对家国的理解竟如此的相似。

对陆秀夫而言，李庭芝无疑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伯乐。景定元年（1260），李庭芝镇守淮南，听说了陆秀夫的才能，便将他征辟进幕府。当然，被征辟的不止陆秀夫一人。此时的李庭芝正广纳贤才，其帐下人才济济，号称“小朝廷”（有学者曾以此批评李氏“拥兵自重”，不过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当时情势下，能御敌守土即为良臣）。初入李庭芝幕府的陆秀夫过得似乎并不顺遂。一方面因他才思清丽，他人所不能及，故而多少有些恃才傲物；另一方面，他性格原本就沉静内向，对人情世故也不上心。故而，每当与青年僚吏们相处，他总是显得不合群。即使在宾朋宴饮这样的快活场合，他也总是“矜庄终日”，不愿与他人一起寻欢作乐。从史料中，无法得知当时的同僚伙伴们对陆氏是何种看法。但他的“高冷”做派无疑是受到了李庭芝的关注。李庭芝开始留心观察这位沉默少年的“工作能力”，发现他能把每个任务都处理得当。自此之后，李庭芝对陆秀夫尤为器重。

景定元年对陆秀夫的个人事业来说是幸运的，在这一年，他的人生真正走上了正轨。但这一年还有两件大事不得不提：一是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二是赵禥，也就是后来昏聩无能的宋度宗被立为太子。

两次贬谪，终不舍将覆之舟

从景定元年（1260）到咸淳九年（1273），陆秀夫跟随在李庭芝身边，参与击败了李璮的进犯，还在短时间内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扬州进行了重建。在这期间，陆秀夫的4个儿子相继出生，家庭生活可算安稳幸福。然而就在宋度宗咸淳九年，36岁的陆秀夫，又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咸淳九年初，号称南宋“咽喉”之地的襄阳-樊城防线，在历经6年的防御战之后，终于失守。自此，南宋门户大开，临安城危在旦夕。为了掩盖自己亲信的过失，奸相贾似道将战败的责任推给了支援襄樊的李庭芝。于是，李庭芝投闲。陆秀夫也暂时离开了李庭芝幕府，过了一段闲散的日子。据说，他这段时间“与亲友朝暮见，日从事诗酒，如在山林间也”。这段记载很难让人信服。诗酒山林的生活，倘放在他时，尚算一件乐事。而此时宋朝社稷已是危如累卵，如若此刻陆秀夫还能安然消受山林之乐，恐怕就不是为人所知的那个陆秀夫了。可他又偏偏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来，大概是对奸臣当道的朝政失望到了极点。闲暇之时，他还著了一本《庄子评》，可惜早已散佚了，今日已无缘得见。

第二年，李庭芝再次被起用，任淮东制置使。而南宋局势又恶化了许多。此时度宗已死，年仅4岁的次子赵即位，是为宋恭帝。一年中，南宋的诸多战略要地接连失守，而元军再次举重兵围困扬州。这一回，就连李庭芝帐下的众幕僚也觉得大势已去，纷纷请辞。当年颇具声势的“小朝廷”，到了大难临头之时，也只剩了陆秀夫等几个人留下来。李庭芝感慨之余，上表推荐陆秀夫到朝廷任职。不久后，太皇太后谢氏与宋恭帝在临安降元，陆秀夫等人拥立宋恭帝的长兄，8岁的赵昰在福州即位。刚刚进入中央任职的陆秀夫，随即开始了随“流亡政府”四处漂泊的生涯。

若按常理，此时的宋廷正在“用人之际”，理应格外珍惜人才。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德祐二年（1276）六月，39岁的陆秀夫第二次赋闲。

这一回，致使他贬谪的核心人物是陈宜中，陈宜中在朝中兼将相之权，也是一位大权独揽的权臣。不过，其在史书中之形象，倒不似贾似道那样大奸大恶。起初，陈宜中与陆秀夫的相处是十分融洽的。特别是陈宜中知道陆秀夫久在军旅，实际作战经验丰富，故遇事常向其请教。陆秀夫为人耿介，对陈宜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直抒胸臆，知无不言。谁知这个陈宜中虽然有谦虚求教的态度，却没有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没过多久，常与他意见相左的陆秀夫便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暗中指使言官弹劾陆秀夫，将其贬谪到了潮州。

德佑二年十月，在大将张世杰等人的努力下，陆秀夫最终还是回到了朝堂，登上了这艘他终不能割舍的将覆之舟。

亡君立君，最后的抗争

广东汕头南澳宋井景区的南宋帝室雕塑，1276年，元军追击南宋皇室，杨太后与皇帝赵昰、皇弟赵昺，在陆秀夫、张世杰护卫下逃来南澳岛

“卿尚为谁守之？”这个曾由劝降使者抛给李庭芝的问题，也许陆秀夫也曾经反复思考过。

度宗身后留下3个幼子，次子宋恭帝为元军所虏，长子被立为皇帝后两年便不幸夭亡，如今只剩幼子赵昺。此前，所谓的“朝廷”已迁至海上，群臣“诛茅捧土为殿陛”，宛若身处上古时代之朝堂。每逢朝会之时，陆秀夫总是“端笏盛服”，“未尝少怠”，他大概是怕朝会的仪式一旦稍有疏忽，群臣便会失去敬仰之心。可即便如此，在9岁的端宗驾崩之时，众臣之心终究还是惶恐起来了。众人欲就此散去，而陆秀夫站出来说：“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以为国耶！”就这样，年仅8岁的赵昺被立为宋朝最后一任君主。同年六月，宋朝君臣迁往崖山，等待他们的是极为惨烈悲壮的最后时刻。

他为两位小皇帝在海上颠沛流亡的事迹撰写了一部史书，将其交给了当时的礼部侍郎邓光荐，希望这一段故事可以传之后世。可惜的是，这部书最后还是没能流传下来，以至于南宋最后岁月里无数仁人义士的壮举，最后终究只能淹没在滔天的海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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