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入缅第一战，结果被这两个人坑了

时间：1942年4月5日

地点：缅甸

人物：蒋介石夫妇、史迪威

史迪威来华

1942年初，为了能有效地协调作战力量，盟军最高领袖们达成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方案，其中蒋介石将是盟军在独立的中国战区里的最高指挥官，以对盟军“目前和将来有可能在中国战场运作”的陆、空军力量，行使最高指挥权。

美国当时决定，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场上蒋的新伙伴。根据宋子文取得的讯息，史迪威将监督并控制所有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成为蒋的参谋长。此外，史迪威还将在中国境内任何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并且控制和主持滇缅公路的物资运送。

其实早在1936年，史迪威就以驻华武官的身份第4次来华考察，那时候正是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夕。不过，从此次考察结果看，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评价很低，称其是一个“大傻瓜”。

甚至，他对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大为反感：“国难当头、百废待兴的时候劝告人们不要吐痰、吃饭不要出声、要准时、坐端正和消灭苍蝇老鼠，这未免显得轻佻。”1937年，一切如史迪威考察时的预料，日军铁蹄下，中国军队一败涂地。

1942年3月，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和蒋介石夫妇第一次见面，双方进行了15分钟的交谈。

在重庆拜谒蒋中正之际，史迪威报告其此行身负有六项使命，即：美军驻华、印、缅军指挥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代表美政府出席重庆军事会议、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间的联络员、滇缅公路监督人以及在印缅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

最后，他极不情愿地对蒋介石说出他最重要的一项使命：“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直接受钧座之指挥。”这次并不十分愉快的会见注定了一段并不愉快的合作。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战略分歧

就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会面不久，缅甸战场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防守仰光的英军已经开始大撤退，日军正在大摇大摆地开进仰光。

在日军占领仰光的次日，即3月9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缅甸作战的问题，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一定要谨慎，他告诉史迪威，他派往缅甸的第5军和第6军都是精锐部队，在缅甸作战使用上千万要谨慎使用这支部队。

他告诉史迪威，尽量不要做冒险性进攻，因为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存在十分巨大的差距——在中国军队相当于3倍日军的时候，可以进行防守；在中国军队相当于5倍日军的时候，才能够发动进攻。

故而，蒋介石建议史迪威，在缅甸应该奉行纵深防御的战术，以防守为 主，只有在日军相对孤立的时候才能发动进攻。而且，蒋介石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史迪威，他不相信英国人，因为“英方作战于撤退时，事前多不通知在同一战区内活动之友军，更不欢迎我方参谋加入其总部中工作”。

因此，蒋介石认为英军根本没有打算在缅甸好好地防御，他们只是想利用缅甸保卫印度。蒋介石希望史迪威能够约束住那些英国人，能够协调好中美英三国部队。随后，蒋介石向入缅部队下达了命令：“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尊守”。

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战略决策，在于中国在缅最重要利益所在即保卫缅甸南部的仰光出海口，维持海外物资输入运输线。因此，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出兵缅甸抱积极态度，随时等待着对缅甸有宗主权的英方的邀请。

然而，由于英方拖延，中国军队出动途中，形势发生重大变化。3月8日，仰光失守，缅甸出海口事实上已被封闭。同时，在东南亚战场，英美军队全面溃败，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其海军可前出到缅南海面，缅南出海口有效性大受影响。仰光失陷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失败，对中国方面形成重大心理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兵计划不得不暂缓。

但是，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石有很大不同。史迪威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3月6日，当史迪威得知蒋将把缅甸战役指挥权交给他时，如释重负，写道：“现在我不必每天早上在惶恐不安中醒来，搞不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了。那种日子实在难以忍受。”

可见，史迪威一开始就没有把其在中国的位置限于蒋介石的参谋长地位上，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在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按照他“具有以最快的速度轻率地作出最生硬的结论的才能”的个性，进攻战显然更符合他的选择。

蒋介石飞抵前线

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

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

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25 日，日军第55师团全面出动，对东吁进行了合围攻击，200师仍然坚守。不久，日军第56师团也赶到，这使得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而增援东吁的新编第22师 和第96师也遭到日军的顽强阻击，进展十分缓慢，至29日，东吁中国守军已经弹尽粮绝，危在旦夕。当晚，杜聿明亲自下令，放弃东吁，命令第200师突围， 渡过锡唐河，前往耶达谢集结。东吁历时12天的保卫战至此结束，日军在此损失5000多人，中国守军也遭受重大伤亡。而英印联军却趁此机会得以从容撤退。

尽管此战算是虽败尤胜，但史迪威却感到异常恼火，因为杜聿明没有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擅自下令200师撤退。他来到重庆，向蒋介石告了杜聿明一状，他说：“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

随后，史迪威向蒋介石发出威胁说：“如果指挥官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不能让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去支援这支部队。”

因而，可以说，这场入缅作战从一开始就出现指挥方面的分歧，部队实际上受到双重指挥，而且要命的是这双重指挥根本目标并不相同，这导致缅甸作战的部署相当混乱。

史迪威的摊牌也让蒋介石夫妇感到如果不真正给予史迪威一些指挥权，那么很可能影响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和宋美龄于4月5日亲自飞到缅甸眉苗，亲自主持了第5军、第6军高级军事会议。

蒋介石这次来眉苗的两个目的就是，一，不得不给史迪威面子，撤换了中国远征军司令，由罗卓英取代杜聿明；二，拟定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在会议上向中国远征军发布了5条命令：

一，史迪威是美国派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由他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

二，罗卓英应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远征军各部也都要服从罗卓英的指挥；

三，一切军事作战问题由史迪威全权作最后决定；

四，史迪威有提升、撤职、惩罚所有军官的权力；

五，与英国方面的交涉由史迪威负责接洽。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

遗憾的是，即便蒋介石亲自做出了承若，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中依然没有享受到最高指挥官应该享受到的“待遇”，手底下的官兵依旧不听从他的指挥。

由于曼德勒会战计划的流产，史迪威作出了一个让中国远征军难以接受的决定，即要求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

但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撤往印度，因为英国人在利用 中国士兵的鲜血撤退回到印度后，却反过来向中国远征军表示，如果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那么英方要按照国际惯例来处理，即要收缴武器，接受检查，这等于说是按照难民、俘虏的待遇来处理，这当然让杜聿明和第5军难以接受。

▲ 蒋介石与杜聿明

与此同时，杜聿明还向蒋介石发去了请求电报，蒋介石于7日回复杜聿明，同意他的计划：“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结果，杜聿明部队上路没多久，就在雨林中迷路，丢失了方向，再加上疾病和大雨导致部队比战斗损失还严重。撤退途中，孙立人率领的第38师与大部队走散，辗转入印，6月上旬全部到达印度。而杜聿明的部队直到7月下旬到达利多，而部队已经从撤退时的2万多人减少到不足3000人。

最惨烈的还是第200师，这支部队沿着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与第66军新编第28师会合，然后穿越西保、摩谷封锁线，结果遭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殉国，其余冲出伏击圈后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筱带领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全师此时不足2600人。

至此，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出发时的10万人生还者不足4万人，史迪威也因此被讥讽为“三星连长”。

综上所述，1942年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是中国方面招致远征军失败的两个重要责任人。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

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

经过此事，蒋介石对史迪威极为痛恨，多次表示要赶走史迪威，当然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