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梳理了毛泽东等一代领导人的革命人生，发现没有一个是爽文男主

“栩先生”。

栩先生阅读大量的历史，尤其擅长写毛主席的成长故事，严谨求实，引用大量史料，内容生动有趣，每一篇都是十万+，被很多网友称为

“微信上最会写毛泽东的

人”。

比如：

从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的小切口，去探讨历史上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怎么样的文章：《从小到大，他才是我们误解最大的历史人物》

用史料分析的方法，去研究青年毛泽东是如何练就深度思维能力的文章：

《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

换个角度，看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如何在北京用短短一年时间获得人生突破的文章：《北漂毛泽东：从逆境中崛起》

用幽默有趣的笔法，去分析毛泽东是如何拥有让人甘愿追随的惊人魅力的文章：

《三十多岁的毛泽东：凭什么让人死心塌地跟他一起打江山》

他的文章不仅有深度，而且很真诚——这是这个时代很难得的一种品质。

所以很多读者都亲切地称呼他：学长。

如果你希望读有用、真诚的文章，推荐关注他的原创公众号——栩先生。

长按扫码还有惊喜哦~

我梳理了毛泽东等一代领导人的革命人生，发现没有一个是爽文男主

发布|栩然说（ID：xuranshuo）

1

上世纪的民国时期，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更没有自媒体，很多知名人物都是先久闻对方的大名，再彼此认识。

之所以能不见其人而见其名，就是靠当时使用最广泛、传播力最快的媒体工具--刊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天晚上，时年33岁的毛泽东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里，当时毛泽东情绪激动，主张坚决反击，并询问了李富春我军的实力，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李富春的家里，坐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默默的听毛泽东发表言论。他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对他的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直到这天晚上他才真正领教了。

事实上，他是同意毛泽东意见的，出于一贯谨慎的态度，他当时并没有多说什么。直到毛泽东停止下来时，他才上来伸出手说：“你好，我叫周恩来，久闻润之兄大名。”

毛泽东也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大名，于是马上握手：“是恩来兄啊，我也是久闻大名。”

二人互相久闻大名，与“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思潮有关。

1918年一战结束，各主要参战国代表在凡尔赛宫举行了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直接拒绝签字，愤而离席。

大家都想不通：中国身为战胜国，为何还要割让土地？

国家权益遭受瓜分，随后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无数爱国志士涌上街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出抗议。

在听闻“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新民学会的众人开会，决定响应“五四运动”，之后便开始参与组织湖南学生大罢课以及开展爱国反日宣传等。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

此时尚在天津的周恩来也看过《湘江评论》，他印象最深的一句便是：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文章口气之大、立意之高，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记住了文章作者的名字--毛泽东。

此时的周恩来，其实也在天津创刊。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谌志笃、马骏邀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表示：“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

为使这份报纸早日和读者见面，周恩来带头举行话剧义演，积极募集办报经费，通过多方努力，顺利解决了纸张、印刷、出版等问题，并在南市协成印刷局旁租了一所小楼进行编报工作。

1919年7月21日，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这成为了天津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

该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抨击封建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动员青年及各界人民持续不断地向旧势力进行不懈的战斗。

毛泽东也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名叫《革心！革新！》的社论，里面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

文章指出，“革新”是改造社会，“革心”是改造我们的思想，“革心”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改造自身思想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毛泽东总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叫好，称作者乃“大才”也，里面表达的思想竟与自己出奇的一致？

于是，他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周恩来。

还未相见时，二人彼此“神交”已久，此次在李富春里偶然相遇，其实是还未谋面的知己，于是二人情不自禁的将手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就握了半个世纪！

2

小时候，我们习惯于将“毛主席”和“周总理”联系在一起，以二人亲密无间、彼此欣赏的关系来看，不熟悉历史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童年小伙伴。

其实不然，他们一个来自湖南湘潭，另一个来自浙江绍兴；一个就读于湖南师范，另一个就读于天津南开；一个活动于长沙，另一个活动于天津；一个爱吃辣椒，另一个口味清淡......二人在性格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如果再这么继续细数下去，就会发现二人好像“八竿子都打不着”。尤其在那个信息远远不及现在发达的时代，二人怎么就这么“巧”就认识了呢？

我时常在想，二人的相识是偶然的吗？随后二人为中华民族创造的一系列辉煌历史，也是偶然的吗？直到我又看到了一次“偶遇”......

1927年8月7日，一群年轻人在武汉汉口鄱阳街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实，“八七会议”的意义还不仅是如此，这里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之前，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起过“邓小平”这个人，讲的是他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段时光，二人共同创刊过一个叫做《少年》的月刊。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青年的重任。

《少年》月刊第8期后改为双月刊，蜡板油印。刊物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开端。

正是这一段经历，邓小平与大他6岁的周恩来之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已经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一结，就结了半个多世纪。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出版，创刊号发表宣言说：

“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你看看，虽然彼时他还未与毛泽东见过面，但刊物上表达的思想却出奇的一致！

到1925年止，《赤光》共出版33期，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过《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和《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

正是有周恩来的描述，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了很深的印象，这才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就立刻认出了他。

而邓小平对毛泽东也是仰慕已久，他常读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并对文章中的几句话印象深刻：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告诉邓小平：“现在还要加两个点：困难不要怕，杀脑壳不要怕！”

邓小平表示同意：“当下国民党背叛革命，我党所遇之形势虽是艰难，但越是在这种困境之下，越要有这种不怕杀头、不怕失败的勇气。工农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

毛泽东说，自己不去上海的中央情报工作，不去住那些高楼大厦，他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

邓小平说，自己也已经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了。

说着，二人又将手握在一起。

这一握，又握了近半个世纪。

3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很爽，有一种武侠小说里开“天下英雄大会”的感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个主角们悉数登场，在万众瞩目中，他们联手共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只是，现实的历史场景却没有那么激情澎湃，而是危机四伏！

一般来说，觉得“很爽”的人很可能是还未受过社会磨砺的人，他们很容易怀着“英雄情结”进入一种“听故事”的状态，好像这些历史主角们的光环都是天生的，革命成功也是水到渠成的。

真正受到过社会毒打，经历过社会艰苦磨砺的人，看到这段历史时都会觉得提心吊胆，历史主角们的每一次行为都有着无比巨大的风险，当初都是在“提着脑袋闹革命”。

就先说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发刊物的事吧。

在那个极其混乱的年代，拥有了“思想觉醒”的人恰恰是处境最危险的一群人，在“五四运动”这个敏感时期发表刊物则是更加危险的行为，文中的作者就会成为反动力量长期的“重点照顾对象”。

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还有很多人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刊发文，却被反动力量“重点照顾”，这是风险系数极高的行为。

1919年9月、11月，《新青年》分别两次刊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不幸的是，文章作者李大钊同志却在1927年惨遭反动军阀绞杀......

1919年6月16日，《觉悟》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在上海创刊。作为“五四运动”期间的主要刊物之一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情况，深受读者欢迎。

只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除李大钊之外，恽代英、邓中夏也分别于1931年、1933年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19年11月1日创刊于北京实进会的《新社会》也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刊物，该刊强调以民主改造旧社会、创建新社会。

作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瞿秋白同志于1935年牺牲。

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也因其刊物而受到过“特殊照顾”。

1919年8月中旬，以毛泽东为主编《湘江评论》小样刚刚打出未及发行，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湘江评论》被迫停办的同时，湖南学联也遭强行解散。

1919年9月22日，由于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反动当局十分恐慌，便以所谓“于公共安宁秩序，显有妨害”的罪名将其查禁。

再说说毛泽东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八七会议”吧，当时参会的中国人只有22人，可真正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共产党员只有6人--远不及总数的一半。

其中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有13人：

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彭公达、王一飞。

叛变革命的有2人：

顾顺章、陆沉。

中途放弃革命的有1人：

李震瀛。

这种严酷、凶险的革命环境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是苏联的革命也不能与中国革命相比--

列宁被捕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2次，布哈林被捕流放3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7次。

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中，根本没有“流放”这个词，他的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共产党人别说被捕了N次，哪怕是被捕一次，就会掉脑袋！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在革命事业的浪潮中活下来，并见证到新中国成立的共产党员们，有很多的“运气”因素。

这下子，还有人觉得干革命是一件“很爽”的事吗？

4

除了发刊和开会之外，共产党建立的初期，交友也是一件风险性极其之高的事。现在的社会如果“交友不慎”，顶多损失些钱财，可那个时候交友不慎，丢掉的可不是钱财那么简单，而是性命！

如今，我们回头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时握手的场景会觉得激情澎湃。可知不知道：即使是他们也经历过“交友不慎”的情况，上演了无比惊险的片段。

1921年中国一大时有13人参加，可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却可称作匪夷所思--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

脱党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张国焘当了叛徒，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

这就意味着，原先一个阵营的“朋友”，现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而且这个“朋友”还掌握着你一大堆的机密信息。

今天还是一起握手，共同展望“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志”，明天就叛变投敌，把你送入监狱、断头台。

就拿1931年为例吧。

这一年，曾经参加“八七会议”的顾顺章就叛变了革命，致使恽代英、蔡和森被出卖而牺牲。

同年，向忠发被捕，次日就叛变革命并供出周恩来，幸得特务来抓捕时，周恩来偶然有事外出、不在住处，再加上陈云及时出现、冒死施救，才得以侥幸逃脱。

历史往往会受一些偶然随机事件的重大影响，假如当时周恩来不外出，陈云没来及时相救，会怎么办？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如果周恩来于1931年被抓捕，那么未来的中国历史该怎么发展？“中华之崛起”的历史使命将由谁与毛主席等人共同承担？

谁都说不清，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伟人也是人，成长过程中也会因为一些重大事件而磨练心性，从而使心智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

在天津南开读书时，青年周恩来就志存高远，他曾写过一幅对联：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这里的“有肝胆”，就是指真诚之心。朋友需要是真诚的、信任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朋友没有一颗真诚之心，就会因为利益、名声而出卖自己。

道理都对，只是人性是可以被伪装的，每个人在口头上都是“真诚”的，如何辨别谁是真的“真诚之心”，谁是假的“真诚之心”？

这还真不是写写字就能养成的能力，而是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

在共产党的初期发展过程中，周恩来亲眼见证了无数肝胆相照的同志因为被叛徒出卖而丧生，就连他自己都差点因为向忠发的出卖而大祸临头，这对他内心震撼的程度可想而知。

多少共产党员的牺牲都是非常遗憾的，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固然遗憾，但倒在了叛徒、汉奸枪口下的同志更加遗憾。

后来，周恩来曾感慨道：“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多少人入党时动机不纯、思想觉悟不够深刻，或者革命的意志不够坚定，都会在危难时刻、受到利益诱惑的时刻做出叛党的行为，给党组织和同志们带来了不可小视的灾难。

正因为要保证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共产党人在任何时期都将“党性”看得如此重要。每个加入共产党的人，都必须面对党旗进行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那些最终能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共产党员们，除了要有些坚持到解放的“运气”因素之外，还要保持一颗坚定的初心。

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大事者，都是不忘初心的人。

5

在如此残酷的革命环境下，自己到底能不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刻？其实任何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包括毛泽东自己。

1935年的10月，毛泽东和二弟毛泽民得知了他们的三弟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的消息，兄弟俩心痛无比，抱头痛哭。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妹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两位亲人牺牲了。

毛泽民问毛泽东：“大哥，你后悔走上这条路吗？”

毛泽东对二弟毛泽民说：“我绝不后悔走上这条路，而且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路上的鲜血，不要难过，记住，踏着我的鲜血继续往前走下去！”

这个场景不仅让人感慨万千，它蕴含着幸运，也蕴含着不幸。

幸运的是，毛泽东真的看到了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不幸的是，毛泽民并没有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他被叛徒出卖，于1943年9月27日牺牲。

现在看来，“革命成功”已是史书上记载下来的事实，可在当时，这一切都是未知的状态。

那么，在付出了如此牺牲代价的情况下，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当时党内有很多同志的信心出现了动摇，并且提出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明确：革命一定能成功！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道：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需要注意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于1930年，而毛泽东说“踏着我的鲜血走下去”是在1935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井冈山严酷的斗争，经历了党内的排挤，也经历了艰苦无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虽然他坚信革命能成功，却无法保证自己能不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刻。

就拿长征来说吧，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生前在《我的历程》中写道：

“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再次感觉无比后怕？历史再次因为一些小细节而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当时历史按照另一个细节发展，长征初期时红军没有带走毛泽东，那么他的生死该会如何？未来的中国历史该走向何方？

一切就又成了未知数。

话说回来，参加了长征，就代表万事大吉了吗？

显然不是！更大的磨难正在等着他们。

关于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受了多少磨难，这里就不必多说了，仅从长征前后的人数来看吧：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

1971年，毛泽东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说：“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从前后人数对比的数字上来讲，长征已不只是“九死一生”，至少是“十死一生”。这不仅仅是对领导者们在谋略方面的极大挑战，更是对他们身体素质方面的终极考验。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共产党才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一步步的从苦难走向辉煌。

6

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将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们所受的磨难一一列举，但只要我们仔细查阅党史，就会发现他们哪个人没有经受过“冰与火”的考验？哪个不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在困难、磨难甚至苦难中走出来的？

年少时，我们从书本、电视和大人们的谈话中了解了党史，可那时只是知识而已，还没有切身的感悟，原因很简单--我们阅历尚浅。

当我们逐渐步入中年直至壮年，有了足够的社会历练之时，再回头看这些党史时才会觉得有切身感悟甚至恍然大悟，然后越来越感受到领导人们的不易和伟大。

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是其他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们，他们自青春年少开始便立下了宏大的志向，为中华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当他们第一次见面，为了心中宏伟的革命事业而将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就是将自己托付给了彼此。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道：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们时常也有这样的感慨：青春年少之时还不觉得时光匆匆，等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又会觉得时光愈发流逝得太快，于是产生内心的恐慌--时间都去哪儿了？

那些有了一定程度社会阅历的人，已不满足于将时间用在生活的琐事上，于是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不免向自己的内心发问：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的人生该怎样度过呢？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多读读党史吧，也许在那里，你能找到内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