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不落到美利坚：历史可以有多少种算法？

“是的，你是对的。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但它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

——《伦敦日记：苏联驻伦敦大使二战回忆》

面对苏联外交官

迈斯基

（了解外交天才的传奇一生）

对西方资本主义未来的质疑，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如此回应。若抛开“主义”之争的结局，英国大臣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预见了一场新旧秩序的更替——

1945年，刚从人类史上最大战争浩劫中逃脱的各个国家尚在喘息中，欧陆海洋对岸的美国则因为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经济技术实力、相对安稳的本土环境、战时战后对外“援助”的收益等等，通过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协约搭建起了以美国为中心，并为其所掌握的世界体系；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自苦心经营的殖民体系日渐瓦解后，也在此时正式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是专门研究英美间的霸权转移，还是作为茶余饭后国际时局的谈资，二战这段历史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历史宛如一座数据库，我们相信，通过计算、分析这些已掌握的数据可得出未来的走向和启示。只是对于历史的记录，一直存在被忽视的“死角”。而已达成一致认识的那些历史，实际上也受到太多“事实”之外的因素左右：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先行、意识形态博弈……正如《伦敦日记》中记录的：舆论可能会变成“较之人类历史上所有付诸实践的行动更为巨大的力量”。

也许，我们是时候去看看不同的二战，看看不同叙事下，藏着怎样的历史“罗生门”。从日不落到美利坚，这场霸权转移的因果又能否从中“算”出新的规律？

01

二战：霸权交接的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国衰落”与“美国崛起”两条主线的交叉处，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英国的一道分水岭。也因此，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这场战争，成为研究英美霸权转移时最受关注的一段历史。通过对该截面的研究，人们总结出了不少美国的“崛起密码”：

美国本土未受到战火波及，影响小、恢复快；

于战争后半段加入，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战胜国地位；

通过武器交易、战争贷款积累了财富；

战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国对“美援”的依赖。

但也有人认为，仅将目光聚焦于二战及其前后，并不能揭示背后完整的因果。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数据和研究表明，早在1890年，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优势，美国在工业产值上就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然奠定了称雄世界的物质基础。

与之相对，1890—1900年，当第二次工业革命狂飙突进，英国却因反应落后而逐渐丧失了第一工业国的地位。蒸汽时代落下帷幕，电力驱动的新世界到来。在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政治外交方面，则以1918年为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调整和变动——全球海洋贸易及殖民体系几乎同时瓦解；不少国家夺回了自家货币的控制权，伦敦金融中心的灯光则与旧金本位制度一同暗淡。

顺着这一条思路，

英美间的霸权转移实际上是一段旷日持久的恩怨。

这种长线视域把英国的衰落作为主线，比较英美两国相对霸权地位的变化过程。这样一来，英国至少从1890年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就走上了下坡路；也因此，美国在二战后的顺利登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漫长发展过程中的厚积薄发。

《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徐弃郁著

不过，虽然美国于1890—1900年打下了国力基础，完成了“帝国的定型”，英国又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收缩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掌控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此时仍然是“只此一家”的霸主，美国还未能拥有对世界性事务的绝对话语权。要解释这一点，需要我们暂且跳出时间的尺度，辨析“

霸权衰落

”与“

霸权更替

”。

“衰落”并不等于“更替”。

简单来说，英国的衰落是一个跨越了长时间的过程，其间不一定有挑战者出现，只是英国自身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包括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合法性等。而霸权更替则是两个主体——擂主英国与新兴挑战者美国——之间的攻守互动，并以后者获胜为结果。

实际上，若没有出现实力突出的替代者，或挑战者攻擂失败，霸权在衰落时还会依赖“惯性”维持一段时间。而这个惯性，就是既有的、以霸权国为中心的一整套世界政治经济运行秩序，比如英国的海上贸易与殖民体系。这张用海洋搭建的大网，在美国取得工业第一后，仍对世界市场施加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在网破之前，美国仍只能屈身做个小玩家，伺机而动。英国的衰落就这样在既有秩序的惯性下得以缓冲。不过，缓冲只是提高容错率。像英国这样，在世界反殖民浪潮此起彼伏之际，未能及时筑起新体系纠正偏误，导致二战后覆水难收。再比如，美国仍然坐拥规则制定者的红利，因而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维持优势，并拥有话语权及时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编年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彭厚训等编

此外，霸权衰落过程中的挑战者也可以不只一个：英美之间的权力更替，其实还有更多国家参与了较量。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随着自身实力变化，不满足受限于旧格局而向英国发起的挑战。而霸权更替也有多种形式。德国通过战争，以期“取而代之”，美国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弯道超车，在世界大战时期采取了一种精明、务实的“孤立主义”政策。而之后美苏竞争中的冷战、军备扩张，也都是霸权挑战、争夺的形式。

面对历史的“死角”，

我们需要一种二战“新叙事”

即使是没有历经二战的人也会有这段历史的“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评价”：德国闪击波兰、珍珠港遇袭、诺曼底登陆、雅尔塔会议……这些大事件就像尺子上最清晰的刻度，构成人们感知和标定欧洲乃至世界二战史的单位。每一个这样的关键事件，会在主流的史学解读中被定义、赋予特定的性质和地位，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几行“标准答案”，后又在影视文学和民间相传中日益加深、沉淀。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美国态度转变的标志；在好莱坞的演绎下，美国的参战显得更具合理性

而对中途岛一役的宣传，也让人相信美国对战局扭转所起的关键作用

然而，这些大事件在串起人类二战记忆的同时，也编织了一个滤网——更多的历史细节被筛除，成为被人们忽视的历史“死角”。

历史里程碑作为一个个分散的标记，无法构成连续的历史；“标准”的定义和解读，更是无法展现历史的全貌。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海登·怀特就说过：日常接触到的历史文本并非“元历史”，而仅仅是一种记载下来的“叙事”——对“元历史”进行筛选，然后编排情节、添加修辞或论证，最终潜移默化地为其赋予解释。典型的是加入意识形态寓意。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生产原则是“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

二战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被解释的。其他国家或区域的抵抗被淹没于这套叙事之中，或是成为被言说、被评价的他者：

——二战爆发前夕的西班牙内战，实际上也是二战的前奏——西班牙成为欧陆大国之间政治、意识形态较量的代理；

——欧洲四大国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背后，是被献祭的捷克斯洛伐克；

——二战期间，中国不仅在远东抵抗日本法西斯，也在政治外交上于欧洲奔走斡旋。

在这方面，《伦敦日记》也许能为二战历史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与新的叙事。正如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教授所说：西方政治家围绕二战的回忆录和日记多如牛毛，而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日记”，迈斯基的记录证明了在战场之外，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在早期苏联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超越了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1942年，世界主要反法西斯国家成立了反法西斯联盟，而走到这一步远非一帆风顺；即便是联盟成立之后，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作为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苏联实际上在前期一直是被欧洲“正统西方国家”排斥和忌惮的意识形态敌人：

我从与霍尔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认真武装，而且显然已经甘心接受德国获得空中霸权的未来……主要原因在于张伯伦还没有放弃以牺牲第三国而与侵略者“达成协议”的希望，并且希望它们，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与苏联对抗。

而另一方面，是迈斯基作为外交官的努力斡旋：

“为什么英国高层人物能轻松自由地旅行全世界，却不能去苏联？这不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吗？然而，他们的访问可能极有助于拆除十月革命以来我们两国之间搭起的长城。”

在某种意义上，英法等国对苏联的防范甚至超过了德国。书中多次记录了这种犹豫和摇摆不定，最终一步步错失扼杀法西斯的最佳时机。而与张伯伦政府对苏联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当时“在野”的丘吉尔：

迈斯基邀请丘吉尔共进“双人午餐”，并发现他赞同苏联的观点：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德国带来的危险迫在眉睫。丘吉尔告诉迈斯基：“如果我们因为假想中的社会主义危险会威胁到子孙后代而拒绝向苏联提供帮助，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衰弱的俄罗斯对和平事业和我们帝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非常强大的俄罗斯。”

这些昭示着日后丘吉尔上台后的亲苏政策，也侧面展现了不同政治家对时局做出判断时的考量。

缔造大联盟。迈斯基以伏特加与丘吉尔碰杯

迈斯基的日记中还记录下了历史在立场上的“荒诞”：

德国以给予孔祥熙一亿马克的信贷力度继续向中国运送武器，以换取中国的原材料。同时，意大利积极回应了中国最近提出的特定武器和弹药的要求。

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正试图说服美国驻德大使多德，为希特勒提供英美联合贷款。

美国自己的立场是什么？美国政治家在中国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精彩演讲，美国工业家却向日本侵略者提供枪支和飞机。这就是正当行为的例子吗？

英美两国考虑向希特勒政府提供贷款，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家向中国售卖武器。正如迈斯基的感叹：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力量！可见，我们自以为的“阵营”划分，背后有多少政治之外、历史之内的出人意料。

迈斯基“外交官”的身份，在直击外交政治现场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人们想象中的宏大战场、真枪实弹之外，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锋、人与人之间的推拉腾挪，是如何一步步左右着历史进程的。

03

“大历史”之外，

细节或让我们更加冷静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观察了五个世纪大国之间的竞争与霸权博弈，认为经济和技术的繁盛带来军事的扩展；这些因素也是衡量“国力”的最关键指标。这种典型的大视野，可算作是历史的主流分析框架，也成为不少人预测世界格局变动、国家崛起或衰落的依凭。

但就像前文所说的，用大事件标记历史造成了被忽视的死角，并被有选择地解读；而这种“大历史”分析框架也疏漏了更多鲜活的细节。就像仅依靠大数据的量化研究，会抹杀样本的个体特征和情感一样。

在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当天，迈斯基的日记记录下了这样一段：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辞职。……德国沉浸在一片欢乐和庆祝活动中。确该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得到苏台德，而且是由英国人和法国人把苏台德放到盘子里端给希特勒。……

马萨里克（注：时任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高大的身体中似乎有某种电流通过。冰块一下子融化了。身体由静止变得颤抖。他相当滑稽地摇晃着走过来，突然摔倒在我怀里，痛哭起来。我手足无措，感到有些迷惑。马萨里克吻了我，流着泪喃喃说道：“他们把我卖给德国人当奴隶，就像他们曾经将黑人卖到美国当奴隶那样。”

这是西方历史叙事里避而不谈或设法粉饰的“不光彩之事”。我们对这一事件的通行叫法是《慕尼黑协定》，但很少提起它的另一个名字：《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

迈斯基使马萨里克重新振作

这是直击人心的历史细节。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立场、观点太多，具体的史料却太少。

世界当前似乎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奇点”。中国作为备受瞩目的一员，自身也在激烈的变动中更加渴望对历史的解读，希望借助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舞台中的位置，缓解身份认同上的摇摆。但是，

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仅需要一种历史吗？

过多地沉浸于立场解读、大历史纵览而非史料本身，也许并不是得出新规律的有效途径。除了宏观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也许历史细节反而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

看到不加武装的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避免对所谓胜者、强者的带入，陷入对战争的浪漫化；在用历史指点江山的自我满足中，共情个体亲历者，更多元地看待当下世界正发生的事。最后，在日益加剧的集体狂热中以更冷静的方式分析民族的未来。

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谨严选编、作注而成书。日记中记述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2]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胡德坤,钱宇明.争论与发展:西方学界英美霸权转移理论评议[J].江汉论坛(1):10.

[4]卢凌宇,鲍家政.从制造者到索取者:霸权衰落的逻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No.469(09):76-108+159-160.

[5]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历史研究,2006(03):23-38.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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