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体制视角下蒙元王朝赐赉的积极意义

蒙古汗国自1206年建立之时就带有很明显的草原游牧传统，这种草原游牧传统并未在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之后而走向消亡，而是在附会汉法的基础上，很好地融入到了其体制当中。

对漠北诸王的赏赐

自蒙古汗国起，每每选择大汗之时，前任大汗虽可指定继承者，但仍须经过忽里台大会的推举方可即位。忽里台大会制度既是种游牧选举制度，亦是一种草原结构下的政治体系。在新汗即位之时，便要遵循这一体制，对诸王、大臣进行封赏，这便是草原文化中对于财产共有制的遗存。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作为札撒定下了“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自世祖即位开始，依然遵循这一草原制度，即黄金家族财产的共有制。忽里台大会，意为“聚会”或“大朝会”。是早期蒙古部落联盟的议事大会，主要作用便是推举首领，以及决定共同作战事宜。从新汗的角度看，为了笼络草原诸王贵族，在忽里台大会上支持自己，赏赐通常又作为一种笼络手段来进行。

元朝赐赉制度中对于宗室、诸王之赐，实际上也是由于蒙古制度中前任大汗对继承人的指定，继承人又必须经过忽里台大会推选、肯定的双重程序。所以，新即位的大汗或皇帝会通过赏赐皇室、诸王而巩固其权威与正统性，使得这种笼络性的赏赐成为贵族、诸王争夺财富与权利，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新汗或新帝在即位以后，对于诸王之赐非常频繁，数目很大，种类繁多，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与草原黄金家族财产的共有制和新汗或新帝加强自己威信的同时，笼络诸王、贵族为其戍边、征伐，进而充当急先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诸王的分封和赏赐，历来为学者所批评和诟病，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元代对诸王赏赐是皇帝不顾朝廷府库的积存随意封赏，是导致其财政赤字，经济危机进而灭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实际上，对诸王赏赐尽管存在诸多不是，但宄其根本原因，还是其体制所定。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在诸王赏赐中，对漠北诸王赐费的积极意义是无法抹去的。

元代漠北地区主要指的是岭北行省的蒙古草原，这是黄金家族及诸王、贵族的肇兴之地。尽管世祖建立元朝以后，政治、经济中心由和林迀移到了大都，但龙兴之地仍旧是蒙古贵族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文化的摇篮。早在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实行中原西周时代的“裂土以分封”的制度，对诸王进行分封。他将土地、财产、百姓、奴隶，分封予贵族及功臣；而各领主又享有军、政、财等完整的权利，各封地实际就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

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蒙古草原的这种“裂土分封”的制度并未实际消除。世祖需要贵戚、勋爵对他即位进行支持，这样就需要以财权换政权的笼络手段对诸王进行封赏，尽管其即位之时，“裂土分封”之制并未改变，忽必烈也只是各大汗国名义上的大汗，但这种分封诸侯与其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所以，对诸王封赏，尤其对肇兴之地的北方诸王的赏赐，更是世祖以降的新帝即位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成宗、仁宗对漠北晋王的赏赐极为重视，赐赉物品多以钞币、粮食、衣物为主，并定期给予其贫困部属所赈济。这样一来，新帝即位后对诸王之赐，尤其北方诸王的赐赉，可以达到一举三得的目的。

首先，利用赐赉手段在忽里台大会取得了贵戚、诸王的支持，已达到树立自己权威的目的。其次，成吉思汗札撒立下的草原黄金家族财产共有制的制度，又被很好地承继了下来。

最关键的一点，即以财权换政权的有效结果，通过这种赐赉手段将版图内诸王权利基本收归中央皇权；这样做打破了太祖时期分封诸王时，各分封诸王，尤其漠北的黄金家族贵族“裂土分封”各自独立的局面，有利于元朝中央集权的维护和国家的统一。

元朝的这种赏赐是带有明显的二元性质特点的。元代历任皇帝即位后对诸王大加赏赐，实则是通过赐赉来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北方诸王所在地区基本上都在岭北行省，而岭北行省正是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发祥之地。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南下频频，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蒙古高原地处北纬40°?50°左右，属于高寒地区，故而每到寒冷期来临之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为图生计，纷纷南下对中原地区进行抄掠内迀。

据竺可桢研宄，匈奴南下内迀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汉时期蒙古高原转冷的气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寒冷期，在此气候背景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达到高潮，并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

南宋时期开始的寒冷期非常明显，故而金朝不断南下。进入元代，寒冷和异常的气候在蒙古高原对蒙古民族影响巨大。地理环境与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世祖建立元朝后，面临着北方诸王驻地岭北行省的百姓南迀压力，另外岭北地区对于蒙古贵族的龙兴之地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元代历任皇帝非常注重对漠北诸王的赏赐。通过赏赐这种手段，既继承蒙古财产共有制的习俗，树立自己的威信，稳定了政局。同时，以蒙古黄金家族为核心的统治者为确保其贵族特权，并维护自身利益，必须要确保其内部整体的统一性，并以此来保持其根本之地的繁荣。

新帝即位、诞辰和重大节日，皇亲、贵族、大臣都要来朝觐，皇帝借此朝会之际，“颁赐与其宗亲”。而这些赏赐基本上大部分被运回岭北驻地，并不断流入市场，加快了蒙古高原经济的繁荣。并对单一的游牧经济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发展，漠北草原上不再仅是单一粗放游牧经济，农业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发展起来。

元朝对漠北诸王的赐赉反映出，其利用赐赉手段避免了历代游牧民族一遇寒冷期，便因生计而大规模南下的问题。在元朝的大一统前提下，朝廷对漠北地区诸王的赏赐，避免了他们割据自重和对其战争的征伐所产生的经济破坏。反而是加强了大漠南北的经济往来，促进了经济的积极发展。

这些对漠北诸王的赏赐大部分被带往北地，对于带动蒙古高原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湮没的贡献。尤其在和林地区。传统中原王朝的赏赐大多以和亲、战争为主。元代之前，游牧民族文化与农耕民族文化相互对峙，南北之间经常兵戎相见。尤其自秦汉以来，它们一般都是由两个政权分别所管辖。

中原农耕文明所建立的王朝从秦汉开始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民族，但由于农耕文明居有其所的特点，往往在作战时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机动灵活、战斗力强。所以，中原王朝早期往往以和亲来维系暂时的和平局面。

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无不如此；至于宋向辽输岁币更是如出一辙。但是，草原贵族为了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往往运用战争和掠夺的手段获取财富。这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

因此，两种文明、两个政权之间根本不可能长期稳定的维系和平局面，尤其汉与匈奴的战争，唐与突厥的战争都进行了几十年，使得双方正常的经济交往完全断绝，并且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结果是两败俱伤。而每当蒙古高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所限，而导致经济不支，游牧政权转而分裂之时，中原王朝便向北用兵或征或降或灭之。

汉、唐等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对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政权，则多以征讨的方式使其降服，漠北由于地理条件地限制，往往在战争过后，使漠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富大量流失，却又始终伴随着一种不稳定的因素；而且中原王朝连年向北用兵，军费开支也异常庞大，造成中原百姓的沉重负担。

元朝实现大一统后，大漠南北无论游牧文明的蒙古高原，还是农耕文明的中原汉地，都被置于同一个封建王朝的管辖之下。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经济往来的樊蓠被摧毁，加强了两大文明的直接交流，从而省去了以往两者之间的巨大内耗，这也为为蒙古族聚居地区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繁荣的前提。

同时，元代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与之后建立的清王朝，都有对漠北诸王或蒙古王公进行赐赉的制度，且二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相同点。元代对于漠北蒙古诸王的赐赉，尽管更多的是出于对肇兴之地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漠北诸王的赐赉，尤其晋王，更是以经济的输入而加以笼络，而这些经济上的投入，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积极的。

与之相同的是，清代对蒙古王公的经济投入，主要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满蒙联盟体系，在维护蒙古王公旧有的统治秩序的同时，还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对蒙古王公授予亲王、郡王等等爵位。最关键的是朝廷每年对其还有巨额的外蕃俸禄，即年俸银来加以笼络。如科尔沁亲王年俸银2500两，一般亲王银2000两等。

清朝与元朝的经济投入十分巨大，清代的岁俸是以笼络蒙古王公为主，亲王级别每年都有2500两的俸银，相比之下，元代对漠北诸王的赐赉多以钞币和粮食为主，且并非固定的每年赏赐或赐赉相同数额，但二者却是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即笼络诸王、王公以达到稳固边疆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对于诸王或王公的笼络性赐赉是有必要的，与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对峙防御或者战争的花费相比，这种笼络赏赐不仅稳定了边疆，而且经济负担要低得多。元代对漠北赐赉的经济投入的所发挥的效用要比中原王朝的战争防御更大，且更具有建设性。

台湾学者萧启庆认为，元太祖建立之“大蒙古国”是在游牧制度的基础上建构的，这种制度与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是相矛盾的。故而元世祖以降，从来都没能将元代的政治制度完全中央化和官僚化。

世祖以后都是仅以附会汉法来管理中央机构。其中对漠北诸王赏赐这一领域，更是体现了蒙元二元体制下是赏赐制度，并且对于龙兴之地的赏赐，更加注重了草原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带动了蒙古草原聚居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对藏传佛教的赏赐

蒙元王朝的赏赐制度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对宗教的赏赐。这种对宗教的赐赉伴随蒙元王朝始终。尤其对藏传佛教更是赏赐有加。以前学者对元代宗教赏赐方面多持否定态度。

认为元代对宗教的赏赐过于泛滥，是致使其国库亏空，导致其不足百年而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元朝对宗教的确存在大肆赐赉的现象，但对宗教的赏赐绝非只有弊端，无一积极影响。

蒙古对宗教的态度总体是兼容并包的，并且同时伴随着向个别宗教倾斜的政策。蒙古草原文化的意识形态中，宗教的位置很重，这不单纯是一种信仰，更广泛地影响到其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蒙古早期是以萨满教为主要宗教的。然而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多地民众不断被纳入统治之下，各种宗教信仰亦随之被统治者所接触。蒙古统治者并未强迫其他宗教信仰者信仰萨满教，相反地，信仰自由反而在蒙古人身上得到体现，许多蒙古人开始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等其他宗教。各教派都能以合法的身份存在，并且具有不容侵犯的权利。

这种“兼容并包”的政策，自成吉思汗开始以国策的形式被制定下来，之后无论是太宗、定宗、宪宗还是世祖及其继承者，都对各个宗教、教派予以尊重，对民众的信仰予以自由。与此同时，便伴随着对宗教大量的经济投入以及财政上对各宗教活动场所的扶持。

蒙古贵族为了巩固其统治，会从意识形态上尽量缓和与被征服民众之间矛盾，尤其在宗教方面。蒙古萨满教实际是一种原始崇拜宗教，没有理论完整的层次、逻辑清晰的教义作为支撑，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已经具有完备、完整，逻辑层次清晰的教义存在。

故而蒙古贵族在对外征伐中，接触到这些宗教后，不仅仅是出于对被征服者矛盾之间的缓和，民众信仰自由，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对于蒙古贵族而言的外来宗教，比原始的萨满教更具有生命力，况且萨满教本身是一种多神信仰，具有包容性的宗教信仰。这样更有助于对民众的管理。所以，蒙古贵族许多人改宗当地流行的信仰，且扶植、保护所信仰的宗教。

在“兼容并包”的国策基础上，并不意味着各宗教、各教派之间地位、特权就是绝对的平等的。事实上，蒙古贵族统治者，会依据各教派的具体情况，以及政治上的需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不同宗教教派有所倚重，即“倾斜政策”。

自宪宗、世祖时期开始，对佛教的倾斜度愈发明显，尤其在蒙古本部和广大的中原内地西夏故地，以及边远的吐蕃地区，佛教的影响力无处不在，这也正是元朝建立之后，历代皇帝依旧在兼容并包的国策下对佛教，尤其藏传佛教实行倾斜政策并大肆赐赉的根源所在。

元朝对于宗教的赏赐正是基于游牧民族文化的本质，即对于信仰的多文化的表现，尤其在藏传佛教的赏赐中，更多地是体现出蒙古传统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吐蕃民族的草场畜牧文化，通过对藏传佛教赐赉这一手段，使得二者的文化信仰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实际上，蒙古贵族最早是从西夏的佛教中接触藏传佛教的。西夏在河西地区的佛教发展一直有强势劲头，佛教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西夏又是一个佛教文化的国家，是西夏贵族与民众的共同信仰。西夏灭亡之后，藏传佛教却依然在西夏故民中产生较大作用，尤其一些僧侣对蒙古各阶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元代在河西的西夏故地，党项族的势力依然很大，同时对蒙元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影响。西夏灭亡之前，佛教兴盛不己，其中的藏传佛教各教派更与皇室建立密切联系，夏亡之后，许多藏僧开始对蒙元政权进行传法活动。因此元朝建立后，对宗教的赐赉程度不亚于诸王之赐，尤其对藏传佛教更是赏赐尤加，予以特殊优待。

元代的部分西夏遗民直接在萨迦派中任职，并得到了元廷敕封，西夏的藏传佛教对于元代首崇佛教，尤其藏传佛教的空前繁荣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蒙古贵族在灭亡西夏之后，对于西夏故地采取何方式进行管理，是其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问题。而西夏笃信佛教，尤其是佛教极为兴盛的河西地区，那里是吐蕃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从这里，西夏的藏传佛教开始向东传播。

在西夏灭亡之前，西夏贵族便通过藏传佛教来巩固和经营其统治区域，其中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即“修其教而不易其俗”的方式，对吐蕃的僧侣赐以封号，以这些蕃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对笃信佛教的民众进行管理，同时亦避免了同河湟及以南地区吐蕃人的战争冲突。

自阔端带领蒙军进入凉州以后，河西地区的藏传佛教早已流传开来，阔瑞通过对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了解，对西夏利用宗教手段对该地进行统治亦有认识。由此基础之上，通过西夏故地的藏传佛教影响，与吐蕃萨迦派的领袖会见，开始奠定了蒙元以藏传佛教的影响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基础。

元朝以后，对藏传佛教的礼遇封赏是其他宗教无法替代的。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元廷帝师制度始于西夏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西夏故地的管理作用是非常突显的，尤其是对河西地区的管理，蒙古人接受了自西夏接触到的藏传佛教，使得藏传佛教在吐蕃以外地区传播的经验和体制越发成熟，并且成为藏传佛教在元代流行和向东传播的桥梁和基地。

元代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在西夏故地的影响，既巩固、稳定了当地，又使得西夏灭亡之后，其遗民反抗的形势得到极大的缓解。同时通过西夏的藏传佛教使得蒙古贵族在进一步接触吐蕃，以及进入吐蕃地区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结语

可以说，元朝特殊的二元体制下蒙古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同吐蕃民族的草原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通过对藏传佛教的赐赉而使蒙藏关系的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同时为清代通过对藏传佛教赐赉来稳定边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元代由于东西方交流通道被彻底打通，无论海上贸易还是陆路贸易都非常发达，赐赉作为经济的一种投入，其本质还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