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上百印度人竟然被他们的英国主子残忍“抛尸”中国台湾？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其在殖民地印度种植的鸦片，大量输往中国，鸦片不仅毒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货币体系，给中国的经济、社会、人民带来深重的危害。

据统计，1800—1818年，平均每年的鸦片输入量稳定在大约4000箱，而1831年则达到两万箱，1930年代末，又翻了一倍。而1808—1856年之间，因为鸦片贸易，导致3.84亿银元流向英国，而此前因为中国的茶叶、瓷器销往英国，在1752—1800年之间，则有1.05亿银元流入中国。

由此，可见积欠严重的贸易逆差，让英国人丧尽天良，改用毒品来实现贸易平衡，相反清政府则因为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银价上涨，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而且，很多官兵吸食鸦片严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为此，清政府被迫决定禁烟，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面对清政府内部的禁烟运动，英国仗着船坚炮利，于1840年开始武装侵略中国，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跟随英军入侵中国的，还有不少印度人，其中，200多个印度人却被他们的主子“抛尸”在台湾，而他们的主子却逃之夭夭，这是怎么回事呢？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并一度攻占浙江定海，威胁长江航运。为此，清政府派琦善远赴广东，与英国代表义律谈判，义律单方面抛出所谓的“穿鼻条约”，要求割让中国香港本岛，逼迫琦善接受。但英国政府欲壑难填，认为“穿鼻条约”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妄念，改派璞鼎查接替义律，璞鼎查抵达后，英国海军开始再次北上，自1841年8月—1842年7月，英国军舰穿梭在中国东南沿海，络绎不绝。鸦片战争前，英国军队将印度作为其后勤、补给基地，1841年7月10日，五艘英国运输船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奔赴中国战场，其中，有一艘一艘叫做纳尔布达号，8月30日，运输船抵达香港，9月，纳尔布达号从香港驶往浙江舟山，准备加入战斗。这艘军需船上除了有军事物资外，还有274名乘客，其中大部分跟随他们的英国主子窜入中国领海的印度军事人员，或许因为台风等原因，这艘军需船却漂流到中国台湾基隆港（当时称鸡笼），结果，船上的英国陆军第五十五团的部分军官，包括团长哈密顿等坐上小艇之类的逃窜，剩下的189人被中国台湾的兵勇和乡民们俘虏。

当时，清政府驻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分别是台湾兵备道姚莹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其中，姚莹为安徽桐城人，著名“桐城派”散文家姚鼐是他的叔祖，而姚鼐所写的名篇《登泰山记》至今仍然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必读篇目。

但姚莹却以经世致用自许，与林则徐、魏源等有志之士结识，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并开始收集和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地理，著有《 识小录》 和 《东搓纪略》等，并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比如船坚炮利。

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姚莹和达洪阿便跟随禁烟，同时，开始加强海防，“伤水师、守口各营、厅、县严密巡防。”正是因为始终处于备战的状态中，才能一举俘获这艘英国军需船上的英军及其仆从印度人。

但无独有偶，1842年3月，又一艘英国军需船安妮号，准备从浙江舟山开往中国澳门的途中，再次在中国台湾大安港搁浅，57名船上人员再次被解除武装，其中，就有印度炮兵、水手近30人。

但是，当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等却天真地以为将这批英军俘虏解送到内地，便可以从英军手中换回厦门鼓浪屿，但是，姚莹早就识破了英军的企图，认为，英国人“方以厦门为囊中物，据之以通浙、粤之咽喉。”

以鼓浪屿之战略位置，英国人想将其作为威胁浙江、广东的咽喉要道，所以，是绝对不肯做此交换的，何况被俘的189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被英国人视为努力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性命又怎么会被英国人放在眼里呢？

为惩戒侵略者，姚莹趁清政府尚未和英国达成妥协之前，上述道光皇帝，最后，经道光帝批准后，在台湾处决了159名俘虏。

相较于东南沿海的节节败退，中国台湾的军民却击溃了英国侵略者，并且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绳之以法，史称“台湾后两破其舟……( 英 人 ) 丧失货财甚巨。”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人义愤填膺，很快，《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签订，清政府向英军妥协，而英国代表璞鼎查却诬陷台湾军民俘虏的并非军人，而是“商民”，要求清政府将姚莹、达洪阿“去官正法”。

清政府害怕影响与英国之间的和议，尤其是钦差大臣耆英等，为“务求成全和约，”“不杀道、（即姚莹，时为台湾兵备道）、镇（即达洪阿，时为台湾镇总兵），我军无立足之地。”而姚莹则向朝廷上书自辩，揭穿英军的谎言，“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并以缴获的英军武器、装备为例，证明被俘获的两艘应该船只并非商船，而是兵船。

尽管如此，继任的闽浙总督怡良还是派人逮捕了姚莹和达洪阿，并押往北京，却在长辛店一带受到京城爱国百姓们的迎接和声援，但姚莹、达洪阿仍被投入刑部牢狱，后来，被贬往四川。

参考资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等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