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位女兵潜入日军宪兵队，用智慧和勇气战胜了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始终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拿起武器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明线，一条则是潜伏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暗线。

相比较而言，暗线工作更艰难、更复杂且更危险，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而这些从事暗线工作的战士，很多人一辈子都默默无闻，至今仍有人没有公开身份。

莫孝贞（徐笑奇）

所幸的是，一位新四军女兵说出了她的经历：

1924年，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莫家出生了一个女娃，父亲给她起名叫莫孝贞。莫家家境殷实，在德清城内有好几家店铺。莫孝贞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被视为家里的小千金。

1939年，15岁的莫孝贞考进了上海私立女子中学，当时的班主任叫黄容林，是一个地下党员。在黄容林老师的影响下，莫孝贞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1年1月28日，莫孝贞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的“社会教育服务团”。参加新四军后，团长帮她改名为莫奇。在社会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日。

到1943年12月时，莫孝贞被调往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成为了一名地下交通员。当时的总站长是翁惠珍，莫孝贞与她进行单线联系。

新四军领导人

当时的古林区属于敌占区，敌我形势极为严峻复杂。为了方便地下工作，莫孝贞又化名为包美英，她来到高桥乡包家岩村进行秘密交通工作。

包家岩村交通站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作为站长的莫孝贞，一个是12岁的男孩刘爱田。交通站虽然人少，但他们却出色地完成了多项情报工作。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想方设法为新四军传递情报，他们有时将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底下，有时藏在柴草房里，或者藏在厕所旁边的缝隙里。

为了安全及时地转运情报，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把情报放在挖空的毛竹笋里，把情报藏在鞋帮里，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很隐秘，效果也很好。

抗战时期的日军宪兵队

有一次，伪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准备向根据地发起进攻，莫孝贞得到情报后，必须马上将情报送去屠桥村附近的新四军第五支队某营，让部队做好迎敌的准备。

当时情况紧急，从包家岩到屠桥村有20多里地，莫孝贞不敢走大路，只得在傍晚从荒坟环绕的小道赶往屠桥村。

路过荒坟最多的地方时，坟地里摆放随意的棺材很吓人，莫孝贞闭着眼睛往前冲，一口气冲出了荒坟地。她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伪军进攻前成功地将情况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使部队得以提前转移，避免了腹背受敌。

恐怖的路

在历次与敌人的战斗中，莫孝贞已经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交通员。1944年初，为了搞到日军更多的情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何克希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小组”，打入日军驻宁波的宪兵队内部。

当时日军的宪兵队有三个课，分别是警务课、特高课和思想课，“400小组”就成功地打入到了思想课。宪兵队思想课课长是日本军官铃木政一，铃木手下有“八大密探”，“400小组”的组长周迪道（化名 朱人达）是“八大密探”之一。莫孝贞等人能成功潜入日军宪兵队，在日军内部成功组建起“400小组”全靠周迪道。

周迪道

周迪道也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红军长征。1944年，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找到周迪道，让他想办法筹到800万元巨款，用来购买游击队的军需物资。

周迪道按照何克希的指示，化名为朱人达来到宁波余姚陆埠一带筹款。起初周迪道的筹款行动很成功，但有一个伪乡长与周迪道有过节，这个伪乡长跑去余姚日军警备部告密，周迪道于是被捕。

周迪道被捕后，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新四军的身份。他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却始终不肯透露一句真话。可是很快被捕的人中出了叛徒，指认了周迪到新四军财经委主任的身份。

周迪道身份暴露，死亡已经无可避免。日军逼问他筹款藏在了何处，新四军根据地的确切位置等情况，周迪道一个字也不肯吐露，准备慷慨赴死。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日军准备行刑时，却突然将他放了。

日军扫荡

原来，驻宁波的日军宪兵队看中了周迪道的身份，想让他成为日军的密探，以粉碎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网。周迪道假装答应日军，保住了性命。

周迪道被日军监视后，设法与地下交通员接上了线，地下交通员很快传来何克希司令的命令，让他在日军内部组建情报小组，继续为抗日立功。

周迪道接到指示，开始在日军宪兵队内部组建“400小组”，以表示对日军效力的决心。铃木课长对此很支持，周迪道于是开始招纳特工进入“400小组”。短短两个月时间，先后有8名新四军特工进入了“400小组”。组长周迪道的代号是401。

日军宪兵

莫孝贞的代号是406，她进入“400小组”的身份是周迪道在老家的妻子。周迪道进入日军宪兵队后，专程派人去将“妻子”莫孝贞接了过来。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方便工作，二人才假扮为夫妻，莫孝贞改名为徐国芬，配合丈夫“朱人达”进行情报工作。

当时“朱人达”在宁波的宅子是“400小组”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流的地方，是深藏在日军心脏里的交通站。每次有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会以打牌为由前来商量，莫孝贞负责掩护。

有了“朱太太”的身份加持，莫孝贞与日伪军官的家属成了好朋友，她时常与这些日伪军的家眷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为不识字的太太们看信写信，从她们的话语中捕捉有价值的情报。

成为了“朱太太”的莫孝贞，穿上了旗袍、戴上了金玉首饰，烫上了时髦的卷发，她每天来往于日伪军官的太太中间，表面上是光鲜亮丽，每一步却是如履薄冰，稍微一个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

民国贵妇人

1945年春天，一名来自上海的女大学生张小萍要去四明山参加新四军，当她路过宁波时被伪军抓捕。为了营救张小萍，组长“朱人达”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莫孝贞。

莫孝贞靠着平日里与伪军太太们结交的关系，对外声称张小萍是她的表妹。张小萍是个很机灵的女孩子，她和莫孝贞配合演戏，骗过了伪军。

随后莫孝贞动用各种关系很快就将张小萍营救出来，并安全送去了解放区。张小萍一直不忘莫孝贞的救命之恩，解放后二人再度相遇，结成了友好的姐妹。

有一天，何克希司令传来一条重要指示：当时战斗在上海的地下交通员们弄到了一箱高爆炸药。但由于日伪军监控太严，他们无法将炸药运出去，何克希司令要求“400小组”想办法把炸药运出来，送去四明山根据地。

在战争期间，炸药雷管都属于违禁物品，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这次任务非常凶险，最后小组决定由周迪道和莫孝贞负责去上海取来炸药。

但当时私自离开宪兵队很有可能被日军察觉，只能等待机会去上海。周迪道和莫孝贞心中焦急，但也无可奈何。

终于机会还是来了，当时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要去上海玩，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周迪道二人立刻找到程明夫妇，表示他们夫妇也想去上海开开眼界，沿路的一切花销都由他们出。程明夫妇很乐意，周迪道和莫孝贞便跟着他们去了上海。

日军进攻根据地

在上海，他们很快找到了交通员，成功拿到了炸药。为了将炸药运出来，莫孝贞买了一只女士皮箱，把炸药放在箱子底下，炸药上盖着几件衣服。

回宁波的那一天，莫孝贞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一手拎着那只皮箱子，跟在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和翻译程明夫妇的身后。

箱子里装了很多炸药，因而变得很沉重，但莫孝贞二人不敢放慢脚步，紧紧跟在程明夫妇身后。来到火车站时，几个日本宪兵开始对进站人员的行李进行检查，宪兵将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查看有没有违禁品。

这样的情形出乎意料，周迪道和莫孝贞惊讶不已，照日军这样的搜查，他们肯定逃不过这一劫。周迪道见情况不妙，赶紧把箱子拎过来，一下子塞到木场的手里对他说道：“请先生帮我把箱子带上火车！”

回到根据地的徐笑奇

木场毫无思想准备，突然出现的这一幕让他来不及多想，他掂量了一下箱子，发现箱子很重。于是便问道：“朱人达你在搞什么名堂？你是不是在搞黄金生意发财？”

周迪道（朱人达）马上满脸堆笑且故作讨好地笑着说：“不怕太君笑话，不做点小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此时火车即将发车，木场急着会宁波已经不耐烦了，于是顺手把箱子拎着往车站上走去。日本宪兵见木场穿着军装，都不敢阻拦和检查他手里的箱子，莫孝贞等人顺利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后，周迪道故意把箱子放在木场座位的后边。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次检查，但检查的人看到木场靠着箱子打瞌睡不敢前来骚扰，于是他们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宁波。

回到宁波后，“400小组”很快将这箱炸药通过各种途径送到了新四军手里，新四军用这箱子炸药爆破了日军碉堡，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那只珍贵的皮箱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400小组”任务完成，莫孝贞等人安全地撤出宁波，回到了四明山根据地。而日军到最后都没有发觉，在他们的心脏里潜伏着莫孝贞等人。

潜伏任务成功结束，莫孝贞不再用“徐国芬”这个名字，她改名为“徐笑奇”继续投身到新的革命中去。之后她一直用徐笑奇这个名字，没有再改名。

莫孝贞是一个传奇的新四军女特工，无论是莫奇、包美英、徐国芬还是徐笑奇，她始终都不改本色，始终都不忘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而那一只装炸药的皮箱，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2015年，徐笑奇的子女将那只皮箱捐给了新四军纪念馆，这只箱子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只箱子记载了太多的回忆，见证了徐笑奇、周迪道等“400小组”特工的抗战经历，见证了他们不屈的抗战精神。

抗战是艰苦卓绝的，也是英勇不屈的，更是充满智慧与胆气的。正是有徐笑奇这样的地下英雄，才使使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为后人创造了幸福的阶梯。

徐笑奇和“400小组”的精神令人敬仰，他们的智慧和胆气令人敬佩。他们是英雄的先驱，他们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