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队出局的背后：日耳曼人的傲慢和死板，最终只能自食苦果

在4:2战胜哥斯达黎加后，德国队以净胜球的劣势排名小组第三，连续第二届无缘世界杯淘汰赛。

按照惯例，在被淘汰出局之后，德国足球自然会再次成为各大媒体的流量焦点。纵观本届德国队的表现，再一次暴露了德国足球在现代社会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德国失去了自己的传统

无论德国足球怎么变得技术流，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是不改变的：有中锋兴，无中锋亡

1954年，瓦尔特的高空轰炸和BOSS拉恩带领西德人上演伯尔尼奇迹，第一次捧起雷米特杯：

1974年，盖德·穆勒的轰炸让西德人的胸前多了一颗星：

1990年，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的升空击败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第三次捧杯：

2014年，打破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克洛泽帮助德国再度碾过拥有梅西的阿根廷，第四度捧起大力神杯。

世界杯赛场之外，还有1996年比埃尔霍夫在加时赛攻入的金球，让德国夺得了1996年的欧洲杯冠军：

可以说，德国队拥有着伟大的中锋传统。德意志战车厚厚的荣誉簿上，根本离不开中锋的贡献。

但是，自德国人开启了青训革命之后，中锋传统居然消失不见了...在本届德国队的大名单上，只有30岁才第一次进入大名单的、几个月前还在踢德乙的菲尔克鲁格...

这样的德国队，能出成绩才是怪事...

从根子上来说，还是德国的青训体系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在1996年欧洲杯打入金球的德国中锋名宿比埃尔霍夫如今担任德国队的领队。

在谈及青训问题时，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十年的德国青训太过于在意体系问题，而忽略了球员的特点：“我们依赖此前的成功时代太久了，现在我们必须再次增加投入，我也要为此负责，我们过去狂热地在体系足球中下功夫，在球员个人的训练上有疏忽，在青训方面，我们过于经常只成功和结果，而不是球员个人的发展，这也是导致德国国家队没有中锋可用的原因。”

这也是现代青训下的通病：太过于重视体系的螺丝钉属性，反而忽略了根据每个球员个性的不同来发掘球员的特点。

这或许也将是德国乃至欧洲青训体系下一步的改革方向。

德国人的傲慢

日耳曼人是死板的。

从德国足球的传统来看，他们更加重视球队的整体性，他们盛产的每一个球员都像一颗颗螺丝钉般。这样的球队具有铁一样的纪律性，球队在场上绝对服从于每一次的战术安排，严谨的不会出现一次不应有的失误，这点也是令无数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

但是，同样的，德国人的严谨带来的就是一种战术上的死板。

同四年前一样，巴西世界杯上身为勒夫助教的弗里克沉迷于无锋阵，轻视了德国足球边中结合，高空轰炸的传统——哪怕在对阵西班牙时菲尔克鲁格上场之后德国队的攻守之势立马发生巨大的变化，弗里克始终还是不愿意让这位德国阵容中仅有的前锋在生死战中获得首发的机会。

在对阵哥斯达黎加最危急的时候，还是菲尔克鲁格在9号位上作为支点起到的支点和终结作用给到了德国人最后的希望：先是牵制住了哥斯达黎加防线的注意力做球给后点的哈弗茨后点推射空门得手，德国人的积分再度回到4分；

再是自己接萨内的传球门前推射破门，打入德国的第四粒入球。

如果菲尔克鲁格先发的话，不敢说德国队上半场可以取得茫茫多的进球。但起码，可以让西班牙打起精神来，知道自己的净胜球优势并不保险？

然而弗里克就是打死也要用自己的老部下，来自拜仁的穆勒踢首发中锋。没错，穆勒确实是这支德国队的功勋老臣之一，但是，他年轻时候都玩不明白的中锋位，你能指望暮年的穆勒踢明白啊？

穆勒真要能踢中锋，你在拜仁执教的时候还要莱万干嘛？

有意思的数据是：阵中还有克洛泽压阵的德国队，穆勒在10和14世界杯奉献了10球6助；

没有了中锋的德国队，18和22世界杯，穆勒0球0助。

他能踢中锋吗？

真没这个能力知道吧。

可以说，德国人就是死于自己对于不属于他们的无锋阵的痴迷中。

日耳曼人的傲慢

除了死板之外，德国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傲慢

早在世界杯之前，曾经在德国踢球的孙兴慜就曾经提到在德国所遇到的种族歧视问题：“年轻时候我去德国踢球，在那里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无法想象的时刻。我曾多次遭受种族歧视，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我脑子里有很多想法，我认为自己有朝一日要复仇。”

在2018世界杯战胜德国队送卫冕冠军回家后，他自述“有了如愿复仇的快意”。

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吕迪格又用一个跨栏式的双腿腾空跑的动作戏弄日本队的球员，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本场比赛的最后15分钟，受到侮辱奋起直追的日本队接连打入两球，逆转了日本队，也为德国队的出局埋下了伏笔。

赛后，就连德国名宿哈曼也对吕迪格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足球场上你不该这样轻视对手，因为这总是会引起反抗。我认为这太不职业了。这超出正常规则。足球比赛的精神就是尊重对手，尊重对方球队，而他没有做到。我实在找不出他这么做的理由或借口。”

德国队中的种族问题

早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上，《泰晤士报》就曾经爆出过德国更衣室内部所存在的拉帮结派以及内讧情况。

当时的德国更衣室分为两派：一派是由皇马大将克罗斯领头，而另一派则是由拜仁悍将博阿滕率领。在京多安等土耳其裔陷入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争议后，德国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如今，根据《图片报》的报道，德国队的更衣室依然分裂——一派是诺伊尔、穆勒、基米希、格雷茨卡、格纳布里、萨内和穆西亚拉组成的拜仁球星团；而另一派则是施洛特贝克、布兰特、穆科科和阿德耶米所组成的多特帮。

夹在中间的，则有京多安为代表的土耳其后代。

对于土耳其裔的球员来说，他们身上的土耳其血统就是原罪：当我们赢了，我才是德国人；但是当我们输了，我就是移民。

早在2010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基督教民主联盟下属青年团发表演讲时就曾尖锐地指出：“作为一个有400万穆斯林的国家，德国在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和平共处方面没能取得成果，文化多元化社会的尝试已经失败，并且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德国和土耳其两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十八九世纪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代。在英法的压迫之下，德国希望能够借助和土耳其的良好关系获得通往东方的交通线，著名的3B铁路计划，即从柏林—拜占庭（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古称）—巴格达，名噪一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集团与英法俄作战，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曾被嘲笑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军队取得了如加里波第战役等对英法的胜利。

这种意义重大的自尊心重建给土耳其的民族心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亲德反俄”成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传统。

一战战败后，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依旧和德国（包括后来的纳粹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二战中土耳其数度有加入轴心国的可能，只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美国的威逼下才被迫对德宣战。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750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有531万军人。这使得战后德国极度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而东西德的分裂也导致了西德无法从东部获得劳动力。而土耳其当时则出现了高生育率和卫生条件改善造就的人口增长潮。

1960年，当德国人修建柏林墙时，由于劳务流动的限制，西德限制了劳工危机之中。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西德和土耳其达成了一项劳工招聘协议，雇佣土耳其人作为劳工。

1961年开始，第一批7000多人的土耳其劳工到来；到1973年，将近80%居住在西欧的土耳其族人生活在西德。

最早，土耳其劳工都是单身前往德国。出于对社会安定的考虑，西德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推出了“家庭团聚”计划，即同意这些劳工将家人接到德国团聚。从此这些移民在德国开始生根发芽。

虽说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扎根德国，但是日耳曼人天生的傲慢让他们虽然因为政治正确不敢以种族的身份批评土耳其人，却可以借场上的表现来输出自己的傲慢——每当有土耳其裔球员被换下时，看台上的日耳曼球迷总是嘘声一片；

每次德国队输球的时候，最先受到指责的也是那些没有拜仁背景的土耳其裔球员，然后是克洛泽这样的波兰裔球员和巴拉克这样东德出身的德国球员；反倒是有着拜仁背景的日耳曼球迷，哪怕你状态再差、私生活再混乱，他们都会帮你兜着——如马特乌斯这样的拜仁出品，哪怕公然和普京合影也没人会说什么，甚至没有多少舆论的波澜。

而京多安等有着土耳其/德国双重国籍的土耳其裔球员同样会见了跟普京一样不受德国人待见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被口诛笔伐至今。

德国人的双标，可见一斑。

就是这样一架四分五裂、忘却德国足球传统却又傲慢无比的德意志战车，即便赢下了与哥斯达黎加的生死战，也难逃连续两届世界杯被淘汰的命运。

遥想第一场还在大秀政治正确的合影：

德国人，什么时候再能把心思放回足球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