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精神分析里的女人与男人

女人的性心理在过去一直是一个无法研究的课题。

这是因为没有“女人”存在，也就是说在既往社会中，女人存在的形态就是不存在，女人并没有成为生产力比多的贯注客体，这意味着女人这个身份认同没有进入价值体系。

她们就像“道”，就像“空”，就像“无”一样存在。

社会建构中预先设定的女人无价值感是阴茎嫉妒和慕男狂的社会根源，电影《感官世界》中的阿部定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就是这种女性性身份认同的典型代表。

（《感官世界》中主人公“阿布定”截图）

而随着消费力比多对女性的发现，女人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改变。

就像《时尚女魔头》所表征的，光鲜漂亮的女人们占据了镜头语言的所有焦点和核心，就像《感官世界》中那无处不在的阴茎一样。

（《时尚女魔头》中女主人公截图）

女人们彻底翻身，挣脱男权社会束缚自己的枷锁，她们不再需要依附于一个男人才能存在。

介于上述这两个女性意象极端 —— 淫贱而自卑的妓女（《感官世界》）及纯洁自恋的现代版灰故娘（《时尚女魔头》）—— 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女性意象的代表就是《色·戒》中的王佳芝。

最能彰显《色·戒》无意识的是那两段床戏。

不过其中最淫荡的成分不在于王佳芝的阴毛乳房或易部长的睾丸屁股。

就像解剖学教科书一样 ——“女性外生殖器由以下部分组成：阴阜、阴蒂、阴蒂头、阴蒂系带、大阴唇、小阴唇、尿道外口、阴道前庭、阴道前庭窝……”（ 作者注：彭裕文主编，2003，北京：新世纪课程教材：《系统解剖学》，第一版。）

在其狂暴的、没完没了的、机械重复的性交模式下，其实起作用的恰恰是广泛的性压抑。

在性欲被抑制的地方，色欲必然乘虚而入，张冠李戴、冒名顶替、沐猴而冠、尸位素餐。

这里我们需要再一次澄清性欲和色欲的区别。

性欲和生物进化、地球磁场紧密相连，也就是人类这种哺乳动物的发情期，正如动物只在某些季节某些时段发情一样。

人类其实也一样。我们一生中，性激素波动、不由自主、不挑肥瘦、意乱情迷、或者说猪油蒙了心一股劲只想为人类基因库代代传递发光发热、奉献自己绵薄之力的时刻，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点时间合起来就是性欲。

而色欲则是把其他的欲望变形为做爱的欲望，比如说爱人和被爱的欲望、控制和受控的欲望、革命和被革命的欲望都可以统统转化为做爱的欲望。

色欲和性欲虽然同样表现为性交这种行为，但是其内涵却是不同的。

儒家学者认为，色欲就是“人欲”，是儒家道德专政的对象。

在性欲问题上，儒者的立场是明确的，用一种让读者们明白得一塌糊涂的报刊体语言来说就是：

“听从性激素的自然安排吧，年轻人！但是不要折磨你的阴茎，不要在它不需要工作的时候使用春药如伟哥等人为手段，让它加班加点工作。身体阴茎来自父母，不可有丝毫损伤，对它同样要讲究仁义。漫天下只此仁义二字，性交亦不例外”。

《色·戒》的两段床戏中呈现色欲最充分的一幕是：王佳芝在易部长身上的时候，用枕头蒙住男人的双眼之时。

蒙眼/闭眼是“无意识认同传递”的三大基本动作 —— 另外两个分别是“抓取”和“举高”。

老易和王佳芝的所有做爱场景中，都很少有双方的凝视和对视。

特别是在他们的第一次，老易努力想要把这个偷情场景变成一个强奸和征服的场景。他努力想要压在女人身上，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意图把他人压在身下兴奋而自豪地问：“投不投降？”

他这种拼命想要控制的行为，恰恰暴露了他已经和伪政权一样完全失控。正如英勇的地下党员们正确预测的：这个老色鬼迟早要死在女人手里。

当王佳芝用枕头蒙住易部长双眼之时，她作为一个有性欲的女人的存在身份，也得以诞生。

蒙眼总是象征着对“意识自我”的身份认同的否认。如崔健在《一块红布》的音乐录影带中的蒙眼，如李连杰主演的《方世玉》中方世玉在屠杀天地会兄弟前的蒙眼，以及最经典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自刺双眼。

（《一块红布》封面上的崔健）

（《方世玉》中的“蒙眼”截图）

（《俄狄浦斯王》雕像作品）

双眼被蒙上，这意味着谨慎小心、不苟言笑的伪政府干部易部长的退场。随着退场的是，把爱情和革命混为一谈的、有点进步又有点退步的女青年王佳芝。

现在那张床上躺着的是老易和麦夫人 —— 一个困惑无力、想要控制一切、又什么也控制不了的中年男人，一个刚刚找到自己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存在证据的现代女性 —— 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需要通过“性”来表达自己的欲望。一个是要伪装“掌控感”和“无所不能感”，一个是要表达“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

在中国近20年的电影史中，只有张敏执导的《官人我要》（玉蒲团之三）在呈现女性性心理的深刻性方面超过了《色·戒》。

正如对于“究竟杀手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必然是“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一样，对于苏三这个典型传统女性的性欲研究也必然要回到这部影片（梦境）的开场（初梦）——“临安大狱”一幕。

（《官人我要》中的女性角色“苏三”截图）

这个片段，隐喻着整个道德男女性身份认同的“施虐－受虐关系”循环的本质。

女性由于其色欲的主动性，被囚禁，同时面临“斩首”的危险。但是在接下来的故事铺陈中可以看到：女性的“罪恶性”并不在于其具有色欲本身，而在于其色欲的“自主性”。

正如在片中的淫妇和一群男人（狱卒）做爱的镜头所表达的，本来是囚犯的淫妇在做爱之时，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宛若大母神一般的领导性色情女神，掌控了所有的男人。

这种“自主性”遭到了男性虐待性的、致死性的报复 —— 淫妇最后被轮奸惨死。

色欲自主性必然属于男性，女人一旦具有了色欲自主性，就必然引发很多问题和危机。

正如在影片的故事铺陈中可以看到的，在苏三具有了色欲自主性，开始呼喊：“官人我要！”之后，死亡的阴影就开始向雷家大院袭来。

而这种无意识在《色·戒》中同样显露无遗，王佳芝的色欲一旦自主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杀身之祸。

在儒家价值观被体制化和官僚化的社会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融入价值系统的唯一入口就是“学习”。

也就是说，“学习”必然会被“色欲化”。而色欲，必然也变成一种儒家式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习体验。

这两种认同路线分别以苏三和朱志昂为代表。

朱志昂作为古代高考学子和当代青年人的个性特征几乎一模一样 —— 以“学习”的名义，压抑性欲。

（《官人我要》中的书生“朱志昂”截图）

结果，“学习”就会变成一种十分色情化的活动，其临床代表就是所谓的“好学型人格”。

我们不难从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和亲近态度中，看到乱伦诱惑的影子；

从对学习难题的高度精确化追求中，嗅到肛门力比多的性施虐－受虐狂的味道；

以及，从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贪欲中，听到那咂吧作响的、口腔色欲之吮乳快感的声音。

“学习”和“性欲”的二元对立，让朱志昂不可避免地从莘莘学子的一员变成一个浪荡公子。

尽管如此，最后朱志昂还是成长为一个强壮有力的成年人，这个荣格所说的变形转化（Transformation）过程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型 —— 原始性淫荡父亲的引导。

正是对原始性淫荡父亲的认同，让男孩解脱对性欲的压抑，并且开始性欲色欲化的过程。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这种性欲色欲化的过程就表现为：学习和性欲的两极分裂和两极对立被克服。

雷大官人以及房中术专家分别承担起了朱志昂自性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原始性淫荡父亲的投射性认同客体。

（《官人我要》中的男性角色“雷大官人”截图）

他们对于朱志昂的作用，和妓院老鸨高老大对于苏三的作用一模一样。

（《官人我要》中的女性角色“高老大”截图）

正是高老大的存在，保证了苏三对雷大官人的忠诚，从而让她的认同模式的变迁得以顺利过渡。

苏三的自我实现过程和朱志昂恰恰相反之处在于：

朱志昂是把学习变成了转化性欲的手段，这是“正相”的性欲色欲化过程；

而苏三的“负相”色欲化过程为，性欲本身被学习化，性交成为了一种“修身齐家”的修养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苏三和力比多自体－客体保持了恰到好处的深入和无所不能的自恋幻想的平衡。在和雷大官人、以及朱志昂的多次“经验逼近”－“经验远离”的循环过程中，她那受损的自尊得到修复，成就了科胡特所言的“健康的自恋”。

雷大官人在苏三的成长过程中展现了原始性淫荡客体的另外一面功能。

在雷大官人和朱志昂的关系中充满了父亲－儿子式的训导和教育成分。

而在他和苏三的关系中，他是共情理解的，他是真诚一致的，他是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宛如一个热泪盈眶的人本主义治疗师。

他在倾听，他在等待，他就像一个超个人心理治疗师一般色情，那不带敌意的坚决和没有诱惑的深情提供了一个足够好的母爱抱持性环境，让苏三的自恋创伤得到修复。

这个自恋创伤的修复以及分离焦虑克服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过学习完成的。

高老大是苏三的认同客体、而不是原始淫荡客体，这就是说，她是苏三的“超我”的来源。

正是高老大的存在，保证了苏三对雷大官人的忠诚，从而让她的认同模式的变迁得以顺利过渡。

在“官人我要”一场戏中，苏三女性身份认同的存在形态通过呼喊：“官人我要……”而得以获得实体性，这个时刻宣告着：现代女性性身份认同的到来，宣告着无数个王佳芝的到来，无数个时尚女魔头Andrea的到来。

正如“官人我要”这段戏所提示的，理解现代女性“性存在”，决定于三个“人际客体因素”和一个“背景因素” ——

第一个“人际客体因素”是由雷大官人所象征的，原始淫荡客体的母性化。

雷大官人对苏三的循循善诱和易部长对王佳芝的粗暴征服相映成趣。

前者象征着原始淫荡父亲的去势及及母性化退行，而后者而象征着被压抑的原始淫荡父亲的突破现代化压抑屏障，再次回归意识领域。

原始淫荡父亲的“女性化”，成为了一个“中性化”的原始淫荡客体。这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性生活的内在集体无意识的引导意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会造成性欲的大规模“色欲化”，一个例子就是性生活“工业化”。在工业化色情作品中泛滥的原始性性行为，是这种“色欲化”过程的最直观的显现。

第二个“人际认同因素”是通过苏三穿上书生服装所象征的 —— 女性身份认同的“男性化”，在儒家传统下，就表现为女性身份的“学生化”、“知识分子化”。

只有把身份认同转换为一个学习者，苏三的色欲才能奔涌而出，才可以获得自主性。

顺着这种色欲而来的嫉妒和杀身之祸，最后苏三进入了一个禁欲性的身份认同 —— 尼姑。

第三个“人际认同因素”是雷大官人的一个助手象征的。

这个男性象征着现代性男性，如《绿帽子》中的警察、《色·戒》中的老易 —— 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性生活中的出卖劳力者或者一个被利用/被谋杀的对象，只有可怜的残存的自恋（手淫）伴随着他。

而一个“背景因素”就是这场活动发生背景 —— 河流上的一条船。

这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而是一个提供性交空间的场所。

当《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母亲埋怨孩子和老公把家当作旅舍的时候，她就在阐述一个典型的现代家庭结构。在亲子关系丧失神圣性的现代，家的确变成了一个商业场所，其功能性超过了意义性。

这也是很多现代人“酒店情结”的来源 —— 他们喜欢住在五星级大酒店中，在那里睡觉、吃饭、游泳、看着HBO（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的电视节目发呆，在这里体验到宁静、快乐和安全。

河流上的一条船，现代流动性的象征。

而到了后现代，连这条船也没有了。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每个后现代主义者都是“独身主义者”或者“渴望独身者”。

正是这四个因素 —— 传统家庭的实质上解体；原始淫荡客体的母性化；女性身份认同男性化；男性的工具化和手淫式自恋 —— 构成了无所不在的当代色情性语境。

在此语境下，精神分析成为了一个可耻的笑话。

作者｜李孟潮，精神分析家，心理咨询师，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临床督导。文章出自《在电影院遇见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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