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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学生自杀悲剧后,这里召开了一场特殊家长会(组图)

2023-06-07 来源: 极昼 原文链接 评论4条

多起学生自杀悲剧后,这里召开了一场特殊家长会(组图) - 1

摘要:在过去的这个春天,北方一座城市接连出现未成年学生跳楼自杀的悲剧。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座城市的各个中小学召开了全市家长会。比起以前的家长会,这次显得有些不同:少了一些空话、套话,老师们直入主题。

刘娜分别参加了两个儿子的家长会。她到现在都没办法忘记班级大喇叭里念到的来自小孩子的遗书。她痛心那些孩子的选择,也心疼老师的迷茫。儿子的数学老师是位有30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她坦诚现在作为老师的困惑:一个被各种规则框架局限、“跪着”的老师,该怎么培养“站着”的学生?

这座北方城市的全市家长会,也是连接起家庭与学校的一次沟通实践,将未成年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更多剖面展示在眼前:家庭和学校的权责边界是什么?到底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小孩?

文|殷盛琳 编辑|王珊瑚

喇叭里传来一封遗书

4月上旬,北方这座城市里,家长们陆续收到了各个中小学发来的会议通知。在此之前,同城群聊里悄悄传递着几起当地初中学生的自杀悲剧。

刘娜前后参加了两次家长会,她的两个儿子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学校发来的通知里,没有明确理由,但她从许多细节感知到,这次的家长会不同寻常:以前的家长会一般会选在学期的开头或者临近期末,但这次两不相靠。会议要求也严格许多,家长必须到场,最好是父母参加,如果有特殊情况,再让老人参与。

坐在教室里,刘娜以为会像之前一样,流程化地讲一些校风校貌或者老师的工作、近期教学计划的调整。意料之外地,第一个环节就“单刀直入”——班级的喇叭里开始播放广播,持续了大概40多分钟。内容是几个其他省市自杀学生的案例,还有一份自杀女孩写给父母的遗书,完整地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悲剧:

巴掌打在脸上最疼,然后是手背,再是手臂,最后是大腿,打在背上还行,被皮带或是电线抽时腿上最疼,然后是背上,最后是双臂,羞辱人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她穿拖鞋站在屋外向外人示众……

喇叭里传来录播的中年男声。周围的家长们安静地坐着,有人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一些人低头刷着手机,看不出来是走神还是在听广播。刘娜被女孩的遗书震撼,听得心里难受,好像跟着女孩走完了对方短暂的一生。

广播结束了,一种难以明状的压抑感在小小的空间里弥漫。各科的老师们轮流走上讲台,开始介绍科目教学的情况,打破了片刻的沉寂。刘娜察觉到其中微妙的不同:老师们以往只会讲科目最近的学习情况,但这次,大家会频频提到,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明显感觉大部分老师在讲的过程中,有点小心翼翼,患得患失”。

教数学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她很直白地向家长坦诚了目前做老师的困境。“各位家长,我从教30年,原来老师是一个多么光荣的职业,现在已经变成了高危职业。(学生)错了不敢管,不敢说,考试不允许打分数,就连对错(号)也有要求,对号要大大的,错号小小的,要不然会打击孩子自信。一个跪着的老师,该如何培养站着的学生?”

刘娜参加了两场家长会,听了两遍遗言,有很深的无力感。许多家长在社交平台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一位家长说,听完那份遗书时,自己全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我这一片的妈妈们都开始抹眼泪了。”一位全职妈妈同样在现场流下眼泪。她反思自己,和小孩的相处中,是不是也无意识地将负面情绪传递给了对方,把孩子作为婆媳、夫妻矛盾的“隐性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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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的时间里,河北的芒果妈妈也参加了相似主题的家长会。作为律师,她的社交圈子广泛,听一位教育系统的朋友说,上半年短短一个学期内,她们城市有多个初中生自杀身亡。其中一例就发生在她们小区,这个初一的学生家庭情况非常复杂,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孩子再婚,但婚后母亲和继父都不管孩子,他只能跟着继父这边的爷爷奶奶生活,老人和小孩没有血缘关系。

家长会前,老师布置了特殊的任务。学生需要给父母写一封自白信,而家长需要填写一份拥有30个问题的自测问卷。符合情况的打对号,反之打叉号。其中的情景包括:

当众批评孩子;经常用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教育孩子;总对孩子说自己的付出全是为了他(她);把教育孩子的希望寄托在学校和家教上;对孩子的困惑不闻不问或不感兴趣;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你的情绪跟着孩子的成绩走;常在孩子面前评价别人长短;常说“你怎么这么笨”;常在生气的时候斥责孩子“你啥也不是”……

后来,女儿告诉她,自己一位好闺蜜的妈妈在整整三十个问题里,只有一个是打了叉。女孩在信上写,最恨的人就是妈妈。

以学生心理健康为主题的会议在不同城市展开,家长们的态度却各不相同。芒果妈妈、刘娜都觉得这是一次家庭与学校之间沟通的实践,为彼此互相理解,一起更好地保护孩子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许多家长觉得,学校摆明是在规避风险,把小孩心理健康的责任推向了家庭一边。

“大家不觉得是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刺激孩子所造成的吗?”

“没人关心家长的心理吗?我感觉我都焦虑了。孩子哪不行都和家长有关,感觉自己有罪似的。”

崩溃的家长:一位母亲的肖像

和刘娜一样,同城的陈曦也在儿子的家长会上听到了同样的广播。她对写遗书的女孩很能感同身受,作为一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也有想结束生命的时刻。

坐在家长会现场,陈曦发现自己一个人都不认识。她从不在家长群里互动,接小孩放学时,也不会和其他家长一样跟人搭话,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疫情三年,学校加起来只上了一个学期的线下课。在教育孩子上,她时常感觉自己孤军奋战。

“我很疲惫,面对自己一手带大的大宝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厌恶,甚至已经不愿意去抱一抱他。我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好累好累,甚至很多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我都好希望自己去死,这样就不用担忧他的学习,担忧他的未来。”她说,自己从未在母亲这个身份里获得过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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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91年的,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过后,她和男朋友走入了婚姻。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顺理成章地成为全职太太。在北方这座城市生活了快十年,除了自己的家人,她几乎没有朋友。

友谊的维系需要精力,而她的力气在处理家务的过程里就已经耗尽了。她这十年的人生似乎只有一个章节:带孩子。她的世界被禁锢在小小的房间里,伴随着奶瓶、纸尿片、闹钟和随时到来的哭声。身体的疲惫以及与社会脱节的焦虑,让她患上了产后抑郁。

等到老大上了幼儿园,她才有了喘息的缝隙。趁着老大上学的空档,她在当年6月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为城市的人才引进计划做档案审核员。她记得那会儿每天需要翻阅几十份档案,工作量非常大,也非常机械,没什么创造性。但她仍然觉得非常开心,“觉得自己有价值感,而且跟别人是有接触的。”

但很快,好不容易重建的生活再次崩塌了:入职没多久,她发现自己的月经没有来,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已经是怀孕的状态。陈曦崩溃地大哭了一场,“刚刚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一下子又偏离了”,她在4个月后离职,那之后再也没有工作过。

她的人生坐标系又重新变回了孩子,“小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会更崩溃”,她说。婆婆会把小孩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学习能力、行为习惯的各方面,都归责到她的身上。陈曦试图在这个评价系统里达到及格线,她给老大读了7年绘本,每天都读,但发现他仍然不会造句,不会组词,不会看图写话和读题。课本里的生字词听写了四轮,老大还是不认识。

她也试图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关于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写作业的话题,她和老大讨论了无数次,一遍遍向他解释,完成不了作业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完成之后可以获得什么。但每一次讨论都会以无尽的哭闹结束。她有次没忍住脾气,打了老大一巴掌,但很快又感到自责,对自己有更深的厌恶。“我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怀疑自己做母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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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家长会的作用,陈曦并不乐观。她甚至觉得学校有点避重就轻,好像所有内容都在指向父母给孩子制造压力,完全没有提到校园暴力,也回避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校园监控的部署以及校园心理咨询的真实作用。

之前,儿子从一年级的时候就遭到同学的语言霸凌。“傻子,啥也不是,傻X”,儿子转述对方的话,跟陈曦提过三次想转学。陈曦找过老师,希望可以给两个人换个座位,但老师还是让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前些天,孩子父亲出面,语气强硬地要求老师把座位调开,事情才解决了。两个小朋友座位分开后,关系也有了缓和。

陈曦说,她理解老师的难处,一个班主任要照顾全班30多个孩子,还要做教案,开会,做培训,精力不够。但她觉得至少在孩子有冲突的时候,要给每个小孩一个说话的机会,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尝试解决问题。

事实上,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学生之间的冲突和安全问题,儿子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二年级的小孩,被要求课间只能待在座位附近,去厕所需要打报告。陈曦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恶性循环,“把小孩按在那个地方不动,和同学产生矛盾都没有一个解决的时间和场所。”她更希望他们能更自由一点。

对于小孩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必然到来的青春期,陈曦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毕竟她连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很难做到。唯一让她觉得庆幸的是,儿子好像性格没那么细腻,对很多事情都不在意,这可能会让他过得更自在一点。

一个中学老师决定辞职

来自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约有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抑郁风险。家长们痛心且无奈,舆论场上,他们正在“鸡娃”与“躺平”双双碰壁的教育围城里举步维艰。

于是,老师看起来是最应该承担起责任的一端——你教书育人,怎么能忽视学生们的内心世界呢?

然而现实是,老师们正处在校方、学生、家长互相博弈的缝隙里,有些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来自中科院202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不到16%,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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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晴在今年春天的末尾递交了辞职信,主动结束了不到一年的教师生涯。她26岁,2022年从一所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通过校招进入江苏一所市直中学,成为初一英语老师。这算得上她的理想职业:体制内、稳定,拥有自由的寒暑假。

她是那种对生活满怀热情,在路上遇到流浪猫都要停下来打声招呼的女孩。如果做教师也有标准,富有爱心、对小孩耐心一类的,那她显然合格。和她同批进入学校的新教师,无一例外都来自于国内外名校。她们一起经历了入职培训,以为可以在讲台上“实现自我价值”。

但一切似乎和预期千差万别。

她惊讶地发现,讲课是教师身份里最不值一提的环节。她的时间被切分成无数碎片,“每一分钟都有任务”,大量与教学无关的琐事占据了她的工作日常——

早上7点20到校,看收作业,看进入早读状态,迟到学生管理,病假上报。管理

学生课间打架,上厕所不文明,骂脏话,不尊重师长。看学生做眼保健操,打扫教室卫生。处理家长交代的琐事,看课间操,中午吃饭看管,看自习,看延时服务,看放学,看值日,看活动课。做自己教学的本职工作,备课,找学生补作业,重做作业,听老教师的课,开会,培训,放学后个别学生补课。7点下班回家继续备课2-3小时。第二天循环。

她所在的市直学校,每周都有考试,每次大考后都有学科老师的成绩排名。那也是这群新教师内卷的战场。“绩效考评和学生成绩不挂钩,但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批进来的新教师,每个人在自己的校园时代都是“当学生当到极致”的类型,进入职业身份后,“好学生”的惯性还在,没人能忍受自己是“差生”,忍受自己教的班级成绩比别人低。

最开始,她会自发找差生补课,找那些摆烂的学生谈心,但很快发现那是一种“天真”。

在这所生源质量并不算差的学校,吴小晴见过情绪暴躁易怒,会往女生杯子里下药、踢打同学的男孩,口头禅是,我今天就要打死你,我替你爸妈教训你。一次课间,吴小晴碰上两个男生在地上打架,其中一个患有多动症,说话也必带脏话,她跑上去勉强把两个人拉开,结果离开现场没多久,多动症男生就把另一个人的耳朵咬出了血。

即使学生的行为再恶劣,老师的惩罚也有明确的界限:不能体罚、不能罚站,不能爆粗口,最好不要有身体接触,只能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学校配有心理咨询室,也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会针对问题学生建立专门的心理档案,每次谈话也会有记录。如果明确有心理疾病的,会要求家长签署同意书:“在明知道学生不适合上学,应该养病的情况下,还要来上课,这个责任不在学校。”

多起学生自杀悲剧后,这里召开了一场特殊家长会(组图) - 6学校为学生提供考前心理辅导 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

但一些极端情况下,哪怕学校并不是过错方,也仍然需要让步。吴小晴说,她们班有个女孩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病因可以追溯到童年。女孩父母忙于工作,从小只给她手机和钱,不管她吃饭。女孩习惯了晚上回家点外卖、点夜宵,体重逐渐无法控制,到了初一,已经到了200多斤,在学校里很受歧视。父母的婚姻也没能维系,最终离异了。后来,女孩的爸爸来学校闹,觉得孩子是在学校才得病的,要求老师帮忙转学。但根本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吴小晴觉得,一些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和他们的原生家庭关系很大。像班里一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有三个弟弟,天天在家里挨骂,她觉得如果女生出现心理疾病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现实是,学生们因心理问题可能出现的许多风险行为,都需要老师们承担压力。前段时间,吴小晴所在学校有个学生跳楼未遂,全校开了大会,领导让班主任负起责任来。她有个同学在同城另一个学校做班主任,有次小孩晚上九点多没找到踪影,急得她半夜跑出去找学生。

许多时候,家长似乎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现在的家长是这样的,作业布置少了,举报,多了,也举报”,吴小晴说,“这个城市有钱人多,家长都想让小孩混得好”。高考的压力下沉到中考,焦虑一路蔓延,许多家长从初一就开始紧抓小孩的成绩。“隔壁一个班,有学生120分的卷子考了115,家长焦虑地找来”。

关于小孩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几乎每次开家长会都会提到,最近一次是在4月22日。平时在家长群里,老师也会分享一些相关文章。但吴小晴觉得作用不大,“成绩好的家长鸡娃,成绩不好的不管小孩。”

在学校,她感觉没有人快乐。学生不快乐,老师们也不快乐。她不止身体疲惫,精神也长期高度紧张。

在27岁生日到来前,她决定彻底离开这份工作。接下来,她决定先回家,换一个体制内、相对清闲的工作,然后结婚、买房、养小猫,过一种更松弛的人生。

多起学生自杀悲剧后,这里召开了一场特殊家长会(组图) - 7一位老师正在准备网课资料。 图/IC photo

看见具体的人

家长会结束后,刘娜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回到家,她本来想在微博上写点什么,又好像无论怎么写,都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想要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太大的议题了,而作为成年世界里的两方,家长和老师,都各自被困在彼此的框架里。

刘娜说,也许小孩们要面对的心理层面的种种问题,就是属于他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而且这种代际创伤是延续的。这一代小孩面临中产父母想要自己成为精英的压力,和作为60后的父辈要面对生存压力,以及自己这代80后要面对考学竞争的压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父母也有自己的命题要面对,只不过有些家长走出来了,有些没有,反而把这种压迫延续到了小孩。刘娜从自己的创伤里走出来,也花了许多年。

她成长在一个刻板、暴力的家庭。小时候最恐惧的就是父亲的巴掌,有时候,她甚至分不清暴力的来由。可能她在众人面前很受认可的一句玩笑话,就是触怒父亲的理由。于是她在青春期变得非常沉默、擅长自我压抑。

因为自己的经历,在教育小孩的过程里,刘娜会放开很多,不再逼迫小孩。

大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她就发现他和别的小孩有点区别。不管是玩积木还是别的什么玩具,儿子的动作都非常机械、单一。她带儿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有自闭症的倾向。她果断辞职,成为全职太太,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的病情上。儿子最终确诊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

那几年,她去查阅各种资料,在网络、现实里找各种专家,根据那些理论做各种尝试。她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论的王国,但孩子的状态并没有像预期一样好转。

她第一次去找了心理咨询师。通过一次次的咨询,重新梳理了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重新认识自己,也接受了自己的局限性。“该我做的我都做了,你(专家)说给孩子爱,我给了,你说拥抱孩子,我也抱了,没有用。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孩子的事。”

幸运的是,到三四年级,儿子的社交障碍缓和一点了,除了情商不如同龄人,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正常的小孩。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改变,但刘娜非常确定,那肯定和看过的理论知识没什么关系。

2022年,她受够了北京“内卷”的教育氛围,带着即将上六年级的大儿子,和刚读小学的小儿子转学到了现在这座城市。

家长会后,刘娜始终被一个问题困惑:保护孩子心理的尺度应该在那里?小孩们会变成一个个光鲜的“瓷娃娃”吗?

对于这个问题,刘娜还没有找到答案。她唯一确定的是,家长最起码应该做到真正关心孩子这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我们幻想中的孩子。“现在的资源太丰富了,不管是网络还是书籍,都给了老师和家长太多去幻想的机会。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可以知道一个教育理论家划分出来的儿童发展要分几个阶段,知道什么年龄的孩子有什么特点。各个家长门清,有的老师也门清,但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他压根就不看。”她说,真实的孩子和理论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小孩的内心世界千差万别。保护孩子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道路可循,你要问一问,那是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你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去做一些事情,自以为是在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她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和小孩真诚的沟通。你没有办法跳过这个步骤,没有办法跳过这个人。不然你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改造。”

这几年,刘娜接触了许多亲子关系的个案,她发现出现问题的家庭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父母都不太敢做自己。会担心如果跟小孩发脾气,自己就不是一个好的父母了。但其实把缺陷和不完美展现在孩子面前,才恰恰是帮助孩子,让他们知道所有人和事情都不会尽如人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不是结束,而是高质量关系的开始。要允许自己在关系里活出真实的样子,也允许孩子的真实。”

另外,学校和家长的权责边界在哪呢?刘娜觉得这个讨论很重要,因为一旦出了事情,讨论这个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样的讨论并不应该止于抱怨。“学校不能把脏水泼到家长身上,然后家长也不能再把脏水泼到整个环境内。”

家长会上,那位资深的数学老师做出了主动地尝试。“她说,家长们,如果你觉得我的哪些做法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可以私下找我,我单独对你家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待),这样就不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如果你认同我的做法是对孩子好,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的工作。”刘娜很欣赏这种合作的态度,只有彼此都做出行动,才能根据每个小孩的情况做出边界的划分。

她现在对孩子没什么具体的期待。无论是做精英还是做拾荒者,只要是自力更生就可以。她希望孩子可以不在乎标准意义上的评价,能够怡然自得地享受人生。

今日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网站立场。
最新评论(4)
-_Flora
-_Flora 2023-06-07 回复
他们还这么小,怎么能受这么大的压力。
sulipig
sulipig 2023-06-07 回复
家长和老师都要理智一点,孩子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给他们留下真正好的回忆才是最重要的。
YIJUNN
YIJUNN 2023-06-07 回复
太不公平了,班里优生就是零压力,其他孩子却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劉丸彤CLAIRE
劉丸彤CLAIRE 2023-06-07 回复
这个老师太过分了,孩子的健康难道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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